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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走了。老人又回到卧房里，定定神，然后给自己冲了一杯淡茶，安静下来。
“不找了，不找了。”他对自己说。
这时，就在他放着茶杯的茶几上放着一小瓶东西，那东西忽然光芒四射起来，老人的眼睛一下子被它抓住了，这是一小瓶阿普唑仑片（甲基三唑安定片），他牢牢地把它攥在手里。
老人恐惧着悬了半天的心莫名其妙地踏实起来。他终于完成了一项重大的使命——选择。心理上的平衡，使他安安稳稳睡了一大觉。
第二天老人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玫瑰色的阳光已在他的床上绵延，软柔地波动。他急忙爬起来，抓起桌上那封牛皮纸的死信就出了屋。鼠街上人来人往全像急匆匆上班赶路，一脸的不情愿，男女老幼都把自行车骑得像杂技演员似的。这真是一个奇特的国度，全中国都会演杂技。老人神色紧张地想着，躲着身前身后鱼儿一般窜动跳跃的自行车，心里发着慌。这时，他想起自己出门前忘记了吃药。几年来，老人每天三次每次三片地服用复方丹参片，这是一种活血化淤、理气止疼的用于胸中憋闷的中药。老人并没有心脏病，他只是听说此药有益于健康和长寿。他每每总是感谢政府给予他的公费医疗。总是想，尽管不能吃上很好的补品食物，但总能吃上不错的补药，若是在美国，连补药也吃不上。他的手在裤兜里搜寻起房门钥匙，准备返回去吃药。这才发现，出来时连房门也忘记锁了，老人重重地叹了一声“老了老了”。他并不怕有人进他的屋，老伴儿生病时，她没有公费医疗，他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拿出去卖光了。现在，即使有小偷光临，也不会对他的叮当见响的家感兴趣。若正好是一个性情温良的小偷，说不定还会同情地在他的茶几上留下几元钱。老人担心的是野猫、耗子还有毒蜘蛛这类东西。老伴儿死于莫名其妙的肠胃疼，死前精神也错乱，拉着老人的手一个劲叫着“大兄弟大兄弟”；长一声短一声地对着隔壁邻居小张他爹叫着“李大哥李大哥”，直叫得连老人自己也对着小张他爹喊起李大哥李大哥来，弄得小张他爹张大哥惊愕不已。后来，老人想，兴许就是因为吃了野猫、耗子、毒蜘蛛这类小东西啃噬过的食物。所以，老伴儿去世后他养成一种洁癖，食物、茶杯等等凡入口的东西都用干净的布罩上。昨天，老人喝茶的杯子忘在茶几上了，没有罩。他被自己这一连串的忘记，．搞得懊丧起来。他的手仍在兜里搜寻。无意间，一样东西触摸到他的手指，他感到一股寒冷从指尖传递到全身，兜里装的是那小瓶阿普唑仑片。于是，老人又为自己刚才居然产生懊丧情绪而懊丧起来，为自己的惜命态度而惭愧起来。
“你这个自相矛盾的老家伙，不是已经选择了吗？”他在心里说。
他坚毅地向前走去。手里提着的那封死信，很重，像是全人类覆灭之前写给上帝的最后一封信。他从鼠街西头的那条污水河开始，沿着街道向东走去。他仰着头，留心察看着每一扇窗子。活了大半辈子，他生平还是第一次感悟到那些千奇百怪的窗子比过往行人的脸孔更富于表情，更富于故事，它们生动地向你敞开着心扉，各种色彩情调的窗帘，或在晨风里徐徐漫出，像是要伸手抚摸你的脸孔；或是羞滴滴半掩面、欲言又止地曼声而歌。老人仰着头，一路向东走下去。他盼望着看到哪个窗子前有一个开窗眺望的女人，他把那封信交给她，也就完成了最后一桩心事。他一直走到鼠街东头，也没看到一张女人的脸在窗前眺望。于是，他想，今天已经过了“清晨太阳初升时分”了。
接下来的几天，老人都是早早地就来到鼠街。从太阳刚一跳出地平线开始，他沿鼠街一路向东走去，太阳像个新生儿，把嫩嫩的肉红色洒在刚刚被行人踏醒而显得冷清凄凉的街道上。他仰头张望每一扇窗口，想象着有一个女人正在等待他手里的信，他想象她很美丽，年轻而有生命力，她的眼睛像梦幻一样迷蒙闪烁，嘴巴微微张着，呼吸着太阳初升时分的阳光。有一天，一个年轻的男人从她的窗前走过，他感到她目光比太阳的照耀更令他心情激荡。后来他就到远方去了，也许他是一个海员，面对着茫茫大海，一片灰蓝色压迫着他的眼睛，他想起了她。他写了一封信给她，但他不知道她的门牌号码和姓名。老人这样想着。他为自己一生的最后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是为着这样一个女人而做，感到欣慰，感到辉煌。
终于有一天，奇迹发生了。
当晨光把第一抹红晕撇在鼠街西头的时候，污水河旁边的一幢四层小搂的窗口站立着一个女人。也许她每天这时都站在那儿，只是他没有看见。她站着好像在眺望被阳光涂染成金黄色的尘埃旋转着上升，又像在静心倾听污水河慢吞吞掀出的一两声悠长而古怪的歌声，神情专注、恬淡。老人先看到的是她飘扬的黑发，确切地说，他先是以为那是一扇柔软的黑绸窗帘在晨风里荡漾徐拂；要不是那团黑色中央的过于苍白的脸所形成的反差，老人无法相信那团燃烧在晴空里的黑颜色是一个女人的长发。他定了定神。那是一张与他的想象迥然相异的苍白得好像没有温度的脸，那面孔他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她的眼睛大而千枯，目光缥缈而且没有光泽。她全身的生命似乎只流动在舞飞的长发里。这样的面孔很难使老人想到幸福这个词，那是一种茫然而无力自卫的神情。老人向女人挥挥手，又喂喂了几声，但那女人在四层楼的窗口只是专注地眺望远方。
老人判断了一下房间的方位就上了楼。房门并没有锁，他一敲，那房门就闪开了一道缝。
老人说： “我可以进来吗？我找一个人。”
那女人转过身来，神态安详、宁和。她穿着一条月白色长裙，窗口的风使那柔软的长裙在她过于瘦削的肢体上鼓荡翻飞，使她看上去幽灵一般哀婉动人。 “您是找我吗？”她出了声。
老人有点吃惊，这种面孔的女人怎么能发出这样柔和而平稳的声音呢？
“你每天都在清晨开窗眺望吗？”
这时候，女人已经知道他是谁了，他曾经在两年前一个黄昏时分，在污水河边哭泣。
“是的。但我不一定认识你要找的人。”她仍然微笑。
“那么，也许我就是找你。”
“怎么是也许呢？”
那女人临窗而立，头发在窗口绽开。室内正弥散着轻轻的音乐，那乐声柔和、亲切，含着淡淡的忧伤，水一样裹在老人的肢体上。他在离房门最近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
他开始讲述自己，说了自己的来龙去脉，从两年前由鼠街中心小学退休到老伴去世，从在邮局帮助送达死信到现在失去了任何生活的意义。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这些，但他说了，说了许多。然后他把那封牛皮纸的信交到女人手里。
最后他说： “完成了最后这一桩事，我也该结束了。”
那女人并不急于拆信，她专注地倾听着老人的话。
老人准备走了，站起身。忽然又问： “你每天清晨都在窗口眺望什么呢？”
女人说： “那是一幅画。”
然后她转过身去，面向窗外，室内的乐声便填满了她身后的空间。
“这幅画的背景是用蜡笔涂成的顶天立地的赭石色冰河，”女人说起来，“你从窗子望出去正好可以看到，在河流的一角站立着一个鲜艳夺目的用黑色勾勒的女人，她的头发垂到腰间，闪耀着发蓝发绿的亮光。她的面部也是用蜡笔涂成，眼睛黑洞洞睁得很大，嘴角绽开浅绿色的微笑。她的没有年龄的裸体用阴影烘托出来。她正专注地看一枚疼痛的太阳从血红色的冰河里鲜活地跳跃出来，看金翅鱼和雪白的鸟儿以及浓荫招展的一枝什么树在冰河背景里共同狂舞。那女人哼着一首人们听不见的歌，静静地与一切追求生命的灵物交谈，她不是用声音，不是用性别，也不是用心灵，而是用生命。”
老人似懂非懂听着她把长长的句子说完。停了一会儿，老人干涩地笑了一下，然后又笑了一下，说： “你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窗外那条污水河是土灰色的，这一点连瞎子也知道。”
“是的，”女人转过身来，顿了半天，说：“您说得对，我当然知道。”
“你当然应该……”，老人忽然停住了。他这才发现女人的眼睛洞开着却没有眼睛，那儿只是两个凝固不动的黑洞，像两只燃烧成灰烬的黑炭。它呆滞而僵硬地守在理应射出光芒的地方却没有射出光芒。
老人一下子震惊了。
“对，我是个瞎子。”
“哦，老天爷。对不起。”
女人又微笑起来， “不，一切都很正常。”
然后，她走到老人跟前，把那封牛皮纸的信还给老人。“您看我是个瞎子，我无法眺望什么，所以这信不是我的。您去找吧，也许很久才能找到她，也许永远也找不到，但您要找下去。”
老人几乎要哭了，他望着她那光洁的脸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把信接过来，转身又悄悄放在桌子上，就走了。
“再见。”
“再见。”
这些天来老人一直闷闷不乐，绝望已极，在苍凉与昏暗的心境中寻找一位每天太阳初升时分开窗眺望的女人，这心境持续到他终于看到这个女人终日被吞没在漫无边际的黑暗里。
老人走下那女人楼梯的时候，渐渐重现了两年前从邮政局长手里接过第一封死信时的情景，他又充实起来，轻盈起来，光亮起来，步伐铿铿然，螺旋下楼。只是手里没有了要去送达的死信。
在故事即将讲完的时候，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就是在那个普通得令人无法回忆出任何天气特征的下午，我所失去的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那是我的光明的世界。每天清晨，是我站在故事里那个在太阳初升时分开窗眺望的女人的位置上。我已经习惯了黑暗。
几年前，当我还看得见光亮的时候，我曾经把自己躲到车站电线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