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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过了海平面
有一年，在外地工作的远房叔叔，来到了村里，给我们每个小孩发了一块糖。我在此前只是用舌头舔过白砂糖，从没有吃过糖块，我们山村里的供销社也没有供应过这稀罕的东西。不小心，也是没有经验，我把这块糖吃到气管里去了。据后来大人说当时我憋得全身发紫，再后来不知大人用什么办法取出了这块糖。这一年对我很重要，如果这块糖不能及时取出来，我今后的那些年就都没有了。糖果对乡下的孩子是很有诱惑的奢侈品，尤其是棒棒糖。我在四十岁之前从来没有吃过棒棒糖。我四十岁那年，两个儿子要吃棒棒糖，我买了三个，给自己也买了一个——之前我从来没有吃过棒棒糖，四十年来第一次吃，真甜。
那一年，一天傍晚，村口土坡上一队年轻人又是敲锣打鼓，又是喊叫。我的父母急忙从屋里跑出去听，回来说是“九大胜利闭幕了”，妈妈对爸爸说，主席还是毛主席。爸爸没有表情地说，那当然。我在纳闷这样大的会，没有召开，怎么就闭幕了。没过多长时间，我们村里有了大喇叭，代替了人的喊声。但大喇叭里讲的话我听不懂。父亲告诉我，我们讲的是土话，大喇叭里讲的是普通话，听得多了，慢慢就听懂了。村里有了大喇叭是件很新鲜的事，他们天天在放。这一年很重要，我从此有机会听普通话了，这也是转折性的一年，如果这村里的大喇叭要晚安几年，我的普通话会更差。我工作后积累的第一笔钱，就给家里买了一台电视机。妈妈长年瘫痪在床，电视对她太重要了。三大件中的电冰箱和洗衣机是很后来的事了，没有多少食物要保存，也没有多少衣服要洗。从那以后，我的过年标志就是回到老家，在西北的热炕上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一年都没有落下。
到了1990年春节，我在海口，没有路费回家。海岛上很凄凉，内地人基本上都回去了。腊月三十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街上的餐馆都早早关门回家准备自家的年夜饭去了，我与当时的同事和朋友祝军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大排档，我们俩一边吃着河粉，一边盘算着这年怎么过。祝军问我有钱没有，我说，没有钱了。而他自从放出来后就从来都没有过钱。祝军建议说，干脆我们俩扒火车，不花一分钱，看能不能到我们各自的老家，天水和南京。我没有同意，我想北方的天气太冷了，这没把握的事要搞不好会冻死在货车厢里。祝军最后说要去儋县的热带作物学院看他的女朋友，因为她晕车不能来海口。晚上祝军骑上自行车走了，从海口到儋县的距离是170多里，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
送走了祝军，我想要把自己的除夕夜安排好，最重要的是晚上能看到中央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这时家里的人也一定都在看这个节目，如果能看到这个节目，就像和自己家人在一起过年一样。我与我住的招待所二层的女服务员谈好，晚上在她的值班室看那台黑白电视。但节目看到晚上9点多，服务员说她要睡觉，不让我看了。我只好出来，自己一个人过了一个最孤独的除夕夜。
过了这孤独的除夕夜，时间到了1990年，这是我最难忘的一年。海南建省的热潮过去了，经济停摆了，凑热闹的那拨人基本都返回大陆了。我当时管理着一个砖厂，砖是一块也卖不出去。砖厂的民工走得不到100人了，他们都是拿计件工资，没有活干，他们也就没有任何收入。过完春节，我去了砖厂，留下的近100人中大部分是四川人，也有一部分山东人，都没有饭吃。四川人饿得受不了就捉老鼠吃，山东人说，老鼠有毒不能吃。看到这种情景，我回想起半年前，我们还情绪激昂地要辩个是非出来，而如今眼前一切都变得平静，变得死一样地平静，可怕的平静。我走到民工的工棚里，问他们上顿饭是什么时候吃的，有人说是昨天，有人说是前天。饿着肚子的民工，也是一样地平静，静静地躺在那里。这是我度过的最低潮的一年，甚至感觉低过了海平面。在这一年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和生机。也是这一年，经易小迪的推荐，我当上了海南省佛学会的秘书长，在一个无聊的年份，清谈一些有聊的话题和闲事。一次开清谈会，我叫上祝军和我一起去。自从认识祝军后，我们俩就经常一起切磋《易经》，他的头脑里有许多形而上的想法。开会时，祝军说，我不懂佛的事，但我想我的老祖宗是干这事的，你们看我的姓就知道了。会后大家埋怨我叫了这外行来胡说八道。这一年，就这样无聊地度过，像一粒种子在冬天等待春天一样安静。
接下来的几年，就是伟人的南方谈话、房地产的泡沫等，我在匆忙和热闹中度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想起祝军，从朋友那里打听到他已出家了。随后的几年中，我常常想起与祝军在海岛上共同度过的困难岁月，也想正是因为有一批像祝军这样的朋友，精神上才感到很充实。
又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接到祝军的电话，说要来看我，我很高兴。见面后，祝军告诉我，不出家了，现在在搞IT，并告诉我，他的孩子已经和我的办公桌一样高了。
CHAPTER TWO 要温暖
人一生中，总有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情印象深刻，岁月会流逝，记忆不会褪色，情感依旧温暖，每每触及，便在心头漾起醇厚的馨香。
我们村里的那口井
我们的村子在一条山沟里，不在沟口上，也不在沟底里，离沟口还有四五个村子。沟口是乡政府所在地，沟底离沟口还有十几个村子。每个村子都有一口水井，我们村子也不例外。这些村子叫什么名字很难说，有时叫潘集寨、韩家庄、董川子、吴家庄、孟家山等等，有时又改成红卫、永红、红旗、卫星等等。我们村子当时名字叫潘集寨，现在已经改了许多次，潘集寨变成别的村子的名字了。为了我心中的那份情感和记忆，我还是一直把我们的村子叫潘集寨。村上的水井都很古老，不知是什么年代，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挖的。圆形井边是花岗岩做成的，上边有石匠刻出来的人字纹，防滑用的，尤其是冬天下雪结冰时，这些人字纹很管用。在老井边上有一个用花岗岩做成的“兑窝”，很大，有三四岁的小孩那样高，它和老井一样古老。村上的人常用它来杵谷物，特别每年过农历五月五、做甜粕之前都到这里来排队杵小麦或燕麦。平时它则是村上人的洗菜池，尤其冬天之前，每家每户都要腌酸菜，也是排队在这里洗菜，要把一冬的菜都在这几天洗出来。这兑窝用处可大了，还可杵五香粉，村上的人把五香粉叫“调和（huo）”。逢年过节，要煮肉了，村上人又排队在这里来杵调和，一边排队，一边说笑。也不断帮助别人干活，在老井边上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劲大了”，这句话代表着许多含义，有时是“对不起”，有时是“感谢你”。用家乡话说出来很有感情。
人一生中，只有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情印象深刻，岁月流逝，记忆不会褪色，情感依旧温暖。每每触及，便自心头漾起醇厚的馨香。
每个村子井水的味道都不一样，最特别的是我们村上的这口老井，味道是咸的，当时人们都把这口老井叫作“咸井”，熬粥、喝水不能用这口井的水，最好是到河里去取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口老井让我们村上的人年轻时都很健壮，但到了中年之后，牙就发黄，到了老年牙就变黑了，女人们基本上都会得腰腿疼的病。不久前看我们的家谱，许多女人三十多岁就去世了。从路上走过的人和牲口要喝水的话，在井上挑水的任何人都会无条件地提供方便，这好像是大家天经地义应该去做的事情。尤其是牲口，只要走到这口老井边，就会像疯子一样跑到兑窝前面要喝水，村上的人就要腾出兑窝让牲口来喝水。老人们说我们村上的井水含盐分多，牲口喜欢喝。至于这口井里有什么秘密则无人知——这口老井在20多年前修公路时被填埋了，没有机会去做科学的化验分析了。
当时村上的医疗条件很差，主要靠巫术逐鬼敬神来治病，用的办法各种各样，都很吓人。我上小学时，村上有位女人刚生完孩子，后来想可能是得了产后忧郁症吧，在一个冬天的早晨跳到这口老井去了。父亲下了井，看到水面上漂着头发，抓住头发才找到这位落井的妇人，井口上的几个人用绳子把她拉了上来，救了她的命。据说这妇人的孩子后来参军了，又上了军事学院，现在当军官了，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他刚出生时妈妈自杀这件事。
现在村上都用上自来水了，我很怀念那口老井，那个兑窝。村上的人再也没有机会聚在老井边上说笑了。但村上的那句“劲大了”还是那样地亲切，那样地让人发自内心地感动。我最近常去村子，村上人常说“劲大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听不懂，我有时翻译成“非常感谢你”，有时翻译成“对不起，让你费心了”。这三个字，好像不能用普通话的文字写出来，写出来后就不像要表达的意思了。
陇海线
从陕西到我家乡的铁路叫陇海线，这条铁路是在抗战后期才修通的。铁路没有修通之前，从我的家乡到陕西只有几条小山路，很难走，而且要翻无数座山才能出去。铁路修成后，从陕西到我家乡的火车要钻100多个山洞。2008年，我回到老家，在村里的学校看到了一份文字资料，说我爷爷第一次走出家乡是15年后才回去的。这期间我爷爷不断寄钱给学校，继续维持着我爷爷的爷爷创办的这所学校。据记载，村里这座学校的历史已经超过100年了。
至于这条铁路，据说在抗战时期要把西北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国民党一定要修成这条铁路，但山太大，施工起来很艰难，于是国民党派来了一个军官监督铁路的施工进程。为了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