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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变化，首先明显地反映在作者过去喜爱的题材——农村方面。本时期这类诗歌在数量上虽相对少些，但由于革命思想的照亮以及解放区现实的启示，促使作者对祖国的农村、原野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提炼出新的诗意。《河》使人感到，河水只因流经延安，它就具有充沛的生命力。《献给乡村的诗》回忆家乡优美明丽的自然风光和苦涩的生活、不幸的农民之间的不和谐的对照，预言“为反抗欺骗和压榨，它将从沉睡中起来”。这首诗如同站在新的思想的制高点上，回顾过去多年的农村题材的诗歌，作了有意义的概括。
这个变化也明显地表现在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歌唱延安的革命。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出席边区参议会时作《毛泽东》，赞颂伟大的人民领袖；一九四二年的《向世界宣布吧》，驳斥反动派的污蔑，歌颂解放区幸福的斗争生活；一九四三年，怒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进犯，作《起来，保卫边区！》号召在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领导下紧密团结，进行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雪里钻》是作者第一首正面描写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的叙事长诗，与前一时期的《他死在第二次》等相比，反映了作者努力歌颂工农兵、无产阶级英雄这题材上的重要进展。但可以看到，正如不少从国统区来到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那样，他们虽然努力地反映新的生活，却由于一段时间内思想感情上的距离，甚至格格不入，他们的作品往往在艺术上比较薄弱；艾青这时的诗作，也曾出现这样的情况。只是随着作者在延安生活的深入和思想的提高，这种情况才有了变化。爱的热烈如果反映出观察的深刻和理解的透彻，它们就能使政治信念化为高昂的形象的诗情。
作者这时不仅歌唱延安的生活，他还站在这块西北的革命圣地上，向全国，向“远方的沉浸在苦难里的城市和村庄”作了“黎明的通知”：“趁这夜已快完了，请告诉他们，说他们所等待的就要来了”。在这喜悦的“通知”中，包含着作者本人多年来等待“光明”、“温暖”、“慰安”的新切的感受。在延安写的《给太阳》、《太阳的话》两首，也以相似的感受“通知”着人们。它们已不同于前一时期表述的对于太阳、光明的追求、渴慕的焦灼心情，而已经是在抒发沐浴着它的光和热的幸福之感了：“经历了寂寞漫长的冬季，今天我想到山巅上去，解散我的衣服，赤裸着在你的光辉里沐浴我的灵魂……”。
这一时期作者还以不少诗篇抗议法西斯罪行，歌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反侵略的胜利，如《土伦的反抗》、《希特勒》、《十月祝贺》《敬礼》和长诗《索亚》等，它们保持并发展了前一时期反抗德、日法西斯侵略的诗歌如《反侵略》、《时候到了》、《哀巴黎》、《赌博》等的重要特点：诗的形象结合着明确的是非爱憎，以阶级分析眼光看待国际间重大事件，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坚信反帝斗争的胜利。尤其是在《哀巴黎》、《赌博》、《土伦的反抗》等诗中，作者每写到法国人民，总念念不忘他们是“公社的子孙”，并从中感受力量和信任。作者这种早已开始的对于社会主义的热情，在歌颂十月革命的诗篇中得到了更高的激扬。
抗战胜利后不久，艾青离开延安到华北，直至全国解放。在这段时间内，由于主要从事其它工作及参加士地改革，诗歌创作数量较少，后来就收录在《欢呼集》等集内。但其中有值得注意的作品，如《人民的狂欢节》、《人民的城》、《欢呼》等，表现了抗战胜利的欢乐。是祖国、民族的欢乐，也是诗人由衷的欢乐。《人民的狂欢节》中的火把远比长诗《火把》中燃烧得旺盛，象征着人民革命事业的前途；《欢呼》中听到了作者对祖国农村劳动者的从未有过的兴高采烈的欢呼，这是拂去了忧郁后的祝福。《布谷鸟》、《送参军》等诗反映了作者参加土改的忻喜，翻身的农民在回春的大地上幸福劳动，人欢车笑奔向似锦的前途，这恰似作者多年来对农民命运的深情关怀赢来了良好的回答。
作为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诗人，艾青解放前的诗歌表现出一些重要的特点。
他从对农村劳动人民的热爱和接近他们的要求出发，十多年来，一直向他们呈献着自己最真切的诗情。从《大堰河》时期起到《布谷鸟》时期止，作者经历了生活思想的重要进展，但每个不同时刻，都为农村和生活在那里的劳苦者：农民和穿上军装的农民——士兵，写下最真挚的诗篇。他诗篇中的忧虑是因为农民的痛苦，振奋是由于农村的苏醒，欢欣更来自农民的解放。可以说，作者是和他笔下的农村劳苦者一起，感受旧世界的桎梏，经历抗战烽火的锻炼，又共享解放的喜悦、土改的欢乐，是一起在革命的年代里前进着的。说作者的诗歌深切地反映了抗战的现实面貌和时代精神，应该首先注目于他抒写祖国农村的篇章，它们写出了土地受蹂躏的痛苦，也写出了游动于地心的热气，以至震荡了大地的风运，这正是中国当时农村现实的灵魂。从作者较早的文字中，就可捉摸到他多写农村劳苦者的原因：“苦难的美是由于在这阶级的社会里……一般的受难者是善良的这观念所产生的”（注：《诗论·美学》）。很显然，这是一种深植在革命的思想情感中的美的观念。到后来，他更明确地号召：“这无限广阔的国家的无限丰富的农村生活——无论旧的还是新的——都要求着在新诗上有它的重要篇幅”（注：献给乡村的诗·序）。作者正是以大量的诗作实践着这个信念和希望。
艾青的诗作，总是蕴藏着一种深沉的感情。他曾在诗篇和文章中多次写到自己的“忧郁”、“忧伤”、“悲哀”等心情，这种忧郁，也的确成为作者的一种感情特色，以不同的形态，回荡在他的不少诗篇里。但是它却不仅是个人的，而具有强烈的社会色彩。作者曾说：“叫一个生活在这年代的忠实的灵魂不忧郁，这有如叫一个辗转在泥色的梦里的农夫不忧郁，是一样的属于天真的一种奢望”（注：《诗论·服役》）。它不是冷淡的哀愁，而是热切的思虑，它反映了对祖国、民族、人民的爱与艰苦现实之间的矛盾，是尚未找到回答前的思虑，它不同于退让的叹息，而是进取的准备。正如诗人自己所说：“把忧郁与悲哀看成一种力！把弥漫在广大的土地上的渴望，不平，愤懑……集合扰来……伫望暴风雨来卷带了这一切，扫荡这整个世界吧！”（注：《诗论·服役》）所以这个感情特色往往给诗篇添加了感染和启示的力量。当然，作者的忧郁也的确反映了出身的那个阶级带来的沉重负担，甚至存在着作者熟悉喜爱的俄国作家笔下农村苦难的折光。作者就曾苛责自己“用的是旧的感情”，未能用“农民的眼光看中国的农村”（注：《献给乡村的诗·序》）。实际上，当上述的矛盾在革命发展进程中，也在作者思想变化过程中解决时，忧郁的感情便只是作为一种回顾偶然闪现，而整个的诗章中，正跃动着快乐、明朗的心声。
与忧郁的感情同样存在于艾青诗作中的，是热烈的孜孜不倦的向往、追求和讴歌。这种追求来之于信念，所以即使反映乡村苦难，作者也往往在荒凉中萌出生机，暗淡里透露光亮，沉滞时预示惊醒，而当笔触驰骋于意象、理想的境地时，他的追求的热情便似火般燃烧了。太阳、光明、春天、黎明、生命、火焰，不但出现于他很多诗作，更是他不少诗篇专门讴歌的主题。这种讴歌使诗篇散发出蓬勃向上的意气，它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又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激情。可以说，没有对光明的追求，便没有艾青的诗。他说过：“凡是能够促使人类向上发展的，都是美的，都是善的，也都是诗的”（注：《诗论·诗》）。这说明作者不倦的追求，既出于内心的渴望，又表现着自觉的意识。这追求正是时代的需要，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所以它们激动了人们，尤其是青年的心，即使时代转变了，但仍然能从中感受生命的活力。当然，这追求和讴歌，也的确反映出一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要求和情绪，但随着生活的前进，作者的思想也不断发展，如果早期还包含着朦胧抽象的观念，那么到后来就日益明确，日益具体，如在延安写的《野火》等诗，在生动的形象中已经含蕴着革命的内容与力量了。
艾青的诗歌以它紧密结合现实的、富于战斗精神的特点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优良传统，又以精美创新的艺术风格成为新诗发展的重要收获。这里既反映了作者的艺术才能，又铭记下他严肃的、艰苦的艺术实践。他曾写道：“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那诗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那诗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所忽略”（注：《诗论·美学》）。在他的诗歌中，饱满的进取精神和丰富的生活经验带来鲜明的形象，而“毫无遮蔽的感情”（注：《北方·序》）又表现为朴素生动的语言。形象的语言，这密切联系着的诗歌艺术的要素，正是作者不仅在创作中，也在理论文字中努力求其完美的。
艾青的诗歌具有鲜明深刻的形象，随着诗歌结束，形象也就完成。形象，不仅指人，也包括物，以及思想等的形象化。作者认为，“诗人一面形象地理解着世界，一面又通过形象向人解说世界”（注：《诗论·形象》）。他的很多优秀诗作表现出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