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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一同乘萨贝纳（Sabena）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金沙萨。我们组又吸收了两位新成员：一位是来自安特卫普的试验室技术员，另一位是亨利·台尔曼（HenriThaelman），他是利奥波德亲王研究所的临床医生。组里唯一未和我们同行的是希拉·米切尔，她直接从美国飞抵金沙萨与我们会合。在她的行李中有力我们项目建立T4／T8比例试验用的工具。比利时人曾安排我们住在福美特罗，那正是我们在埃波拉病毒爆发时期曾经住过的机构。7年中该地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彼得和我个人有些不安；它令人想起过去的死者。显然，中非及其与病毒的关系总有点特殊之处，这次将面临什么，且拭目以待。
为解除旅途中的疲劳，我们很早入睡。第二天早上我们计划去会见美国大使馆的科学参赞塞思·温尼克（Seih Winnick）。他出奇地年轻，约30岁出头，留着修剪得很好的小胡子，还有一头蓬乱的棕红色头发。他的主要职务完全和科学无关——他实际的工作是在扎伊尔收集有关商业活动的情况——“科学参赞”只是他一长串头衔中的一个。塞思承认他来没有认为要做任何与科学有关的工作，现在他意识到这种情况将要有变化了。他为我们安排下午会见卡利萨·鲁蒂，为第二天他自己会见卫生部长铺路。作为一个初学者，他做得很好。
我和卡利萨曾在日内瓦和内罗毕的世界卫生组织会议上见过面。他穿着大多数扎伊尔官员在工作日所穿的陆地旅行套服接见了我们。西方的习俗在此间上层社会的时尚中占统治地位，但也存在一些有趣的与之背离的情况。如总统下令：正式服装中取消领带和短袖上衣。这是在一个热带国家里的一项有重大意义的动议。还有基督教的教名，也通过总统命令，在几年前禁止使用，以鼓励使用传统的非洲人名字。
卡利萨显然不知道我们访问的含义。他表现了高度合作的态度，并向我们保证，不管明早会议上部长可能会对我们说什么，政府将允许我们进行第一阶段的艾滋病研究，在扎伊尔，你不可能猜测政府将作如何反应，那里总是有社会政治危机在酝酿之中。最近一次是经济的。我们到达时，正好扎伊尔国家货币制单位——扎伊尔市发生戏剧性贬值。在我们到达的前一天，扎市对美元的比例从原先的5：1暴跌到30：1。贬值带来的第一个问题是由于扎市最大的面值是一元扎伊尔市，所以，人们如要去商店，就不得不带着装满现款的提包和箱子。在金沙萨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必须把公文包塞满半元面值和一元面值的扎伊尔钞票，以便在一家希腊餐馆吃饭。我们感到就像黑手党党徒在进行分赃，但结果是不管我们有多少钱，只能点那么有限的几道菜。由于通货膨胀并缺少外汇，菜单上很多菜是不供应的。此外，某些商品买下到，因为用来运输这些商品的燃料价格急剧上涨。我们感到极为不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受害的总是穷人。扎伊尔大多数人民是靠吃木薯为生，那是一种主要成份为淀粉的、很容易生长的薯类作物，看上去像带树皮的大甘薯，但非洲的木薯都含有有毒的生物碱，要溶解这种毒素，必须把它在流动的水中浸泡两天。在这过程中，由于吸收了大量水份，使木薯的重量大增，——因此，运输费用要贵得多。由于货币贬值和燃料价格猛涨，木薯的运输价格高得使人不敢购买。因此城市贫民陷入饥饿状态。
在希腊餐馆用餐时，我开始进一步询问汤姆和彼得有关艾滋病在美国的危险因素情况。我们对于这种传染病的研究还处于旱期阶段，对它们的情况所知不多。他们极为高兴地告诉了我。当他们谈到有关日金山浴室中的事以及关于大量同性恋者和几百个毫不相识的伴侣发生性关系的嗜好时，我不知道想什么好。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而且不只是我一个人如此。我从眼角望出去，可以看到邻桌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在认真地倾听着每一句话，这不仅是因为汤姆和彼得极为生动的描述。倘若你是专门研究通过性传播的疾病（STDS）的，你必然会听到一些惊人的信息。
在我的经历中，没有同70年代同性恋者生活有关的部分。即使我有在扎伊尔的经历——那里的性习俗实行的完全是一夫多妻制，是西方所厌恶的，也使我对像彼得和汤姆在吃肉未烧前片和填满葡萄叶馅以后所提供的那信息感到意外。因为在扎伊尔的性行为和汤姆及彼得所描述的旧金山的情况是那样不同，我很难相信这种病竟在两地以同样方式传播。确实，扎伊尔大多数病人去比利时求治艾滋病的都是男性，他们似乎是异性恋者。我还怀疑这种病是否专门为男性所感染。我猜想这仅仅是经济因素造成的，因为男人控制了大部分金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一路旅行到比利时并能担负医疗费用。
第二天我们在卫生部长奇巴苏博士（Dr。Tshibasu）的办公室集合。他高大强壮，头发灰白。他说着流利法语，态度和蔼可亲，表现出一种老于世故的风度。我十分了解扎伊尔的政治形势，知道他一定是蒙博托亲自挑选的人。他在位已六个多月，这样长的任期在蒙博托政权下是不寻常的长了。一般他讲，那些官员们任期都不到一年，这期间他们有足够时间在被解雇或必须回到国会之前中饱他们的私囊，而在国会里则较难（但并非不可能）致富。因此我估计奇巴苏博士即将结束他的部长生涯了。如果他处于失去官位的险境，我的朋友卡里萨·鲁蒂也会如此。这意味着我们只有极少时间根据所发现情况来进行初步研究和制订未来行动的议程。
会见是从一个非常有趣的情调开始的。奇巴苏博士有些生硬但不失热诚地向我们致意。他并不掩饰他的怀疑态度。他告诉我们他要处理的问题已经超越他的能力，如疟疾、营养不良、痢疾、结核病、嗜睡病、天花等。他用漂亮的法语说：“不要期望你们所感兴趣的问题能引起我们的兴趣或支持。我们甚至不能对付我刚刚讲过的那些问题。”我马上看出艾滋病对他是一个未知数，对于这种病将对他的国家和人民构成怎样的威协，他心中无数。
因此，我开始告诉他有关这种病的情况。我告诉他，他的几位有钱的同胞患有艾滋病，目前正在比利时的医院里淹淹一息；其中包括一位陆军上校、一位银行家和一位本地大酿酒厂的副总经理。部长开始表现出一些兴趣，但我们还不能说服他重新考虑他的立场。那要等到将来我们收集到一些令人吃惊的情况之后。
嗣后几年，在其它国家中也听到官员们同样的论点。对一些人特别是当权者，很难让他们理解艾滋病的冲击力，直到这种病已横扫他们的国家时。几年后在巴基斯但，我敦促一些卫生部官员到一个艾滋病感染的非洲城市去亲自看看，要是他们对一种传染病不采取措施，将会发生怎样的后果。至少奇巴苏博士很明智地允许我们进行初步阶段的调查。他正像卡利萨所预计的那样做了。
我们首先的任务是在金沙萨找一处能够建立一个实验室的场所。它必须让我们能够方便地得到清净的水和充足的电力。我们也必须决定为我们的研究将去考察哪几家医院。该城两家主要医院是玛玛·那模医院（纪念蒙博托母亲的），和地处郊区的大学医院（UniversityHospital）。大学医院主要为比较富有的人服务，而玛玛·那模医院则是为金沙萨绝大多数穷人服务的。在发生埃波拉瘟疫时，我的朋友比尔·克洛斯（BillC1ose）正在该院任院长。比尔已于1977年离开扎伊尔并和他的可爱的妻子定居在美国怀俄明州的大派尼（BigPiney）城。他现在是一名家庭医生，并已是社区人们崇拜的对象。
玛玛·那模医院是一所散乱的医院。它是殖民时代设计的典型医院。病房宽大，高高的马口铁天花板因锈蚀而变得不牢固了。水泥地板带着无数受苦人的污迹而发暗。空气流通就靠老式头顶扇和没有玻璃的窗。每间病房大约有30张金属床，基本都住满了病人。床垫是用棉花或草做的，被单很难得到。伙食由病人家属提供。由于医务人员短缺，家属还要担负更多的护理。浴室很少，而且难得用上。发出难闻的臭气朝你扑面而来，并尾随你直至你离开。病房普遍地塞满了受重病折磨的人。他们之中有黄疽病、肿涨病、极度瘦弱症、昏迷症和呕吐症。许多人还得了痢疾。带着伤口进了玛玛·那模医院的患者，他们的伤面上有痴皮并已化浓，散发着可怕的臭气。他们无穷无尽地来到医院。整个阴湿的走廊里都回荡着尖叫和呻吟的声音。这就是世界上穷苦人面临的疾病和死亡。
我们就是在地狱般的环境中寻找艾滋病的病人。我们从疾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和T4／T8比例来评定病人是否患了艾滋病。人体免疫缺损病毒（HIV）有选择地杀死T4淋巴体细胞而剩下T8细胞。T4淋巴体细胞是人体杀死入侵的微生物的机制的关键细胞。如果T4细胞对比T8细胞相对减少，我们便知道病人要患艾滋病或已经患了艾滋病。由于我们知道只有艾滋病才能这样，因此，T4／T8比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诊断试验。为了进行T4／T8试验，希拉开始在大学医院建立试验室。玛玛·那模医院的试验室设施条件不足。
我们的办法很简单，连续三个星期，我们按计划调查了玛玛·那摸和大学医院的男、女病房。每当接收一位新病人时，我们将对他或她进行检查并作了病历，然后抽血佯，以便作T4／T8的试验。同时我们对已发现的病人进行检查以便了解他们的病情。我们立即被所看到的情况所震惊。倒不是因为有很多类似艾滋病的病人，那已经够糟的了，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病人总是疾病的晚期。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美国和欧洲的艾滋病病例和1983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