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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们。我不是为了消遣去看电视，而是为了学习，挨几句批算什么呢？我轻松地听完了领导的批评，心里想：你可以批评我，但改变不了我对于一个目标的执着追求。在这种追求中，我一改以往战战兢兢的作派，变得洒脱自如——这大概是我一生最洒脱的一次。
我坚持学了下来，电大英语考试时，我使出浑身的解数，争取进了考场，成绩还不错，于是我顺利地进了职工子弟学校，当上了一名英语教师，结束了造型女工的生涯。我用自己的努力达到了目的，做了一件有始有终的事，尽管这件事在别人看来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但对我来说却算是一件大事，是在我的人生中以执著的追求显示出我真正的人生价值的大事。在那次奋斗中我所得到的欢乐和自信心是无法估价的，我太高兴了。
我不知不觉失去了自己
在学习方面，张艺谋是优秀的，这不仅表现在他自己的刻苦用功，同时也表现在他对我自学的支持上，尽管我没有听他的劝阻，执意争取当教师，他除了在好几封信里念念不忘的“长远利益”之外，更多的是关心我的身体情况和学习进展情况。
他对我的刻苦自学精神给了很高的评价，并且从各个角度上分析这件事对我和我们今后的共同生活所能带来的影响。认为我这样做，既能丰富生活，又能锻炼意志。同时还非常乐观地预测：将来他搞电影，我可以利用学到的外语知识，帮助他翻阅资料。他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实干家，能把非常艰苦、琐碎的日常事物和人生的大目标联系起来考虑，这一点我是很佩服的。
张艺谋去北京上学半年之后，和以前相比最明显的一点改变就是特别关心起我的衣着和容貌，这种关心几乎到了事无巨细一概过问的程度。一九七八年寒假里我曾告诉他，我准备做一条蓝裤子，由于忙于别的事，做裤子的事就搁置了下来。开学他回北京后，几乎每封来信都提这件事，要我把裤子做得时髦一些“宁长勿短”，他强调裤子一要臀部包紧，二要长及脚面（当时正流行喇叭裤），他认为衣服要少而精，标准是穿着好看。有一次他在北京市面上碰见一种春秋上衣，认为很不错，因为没钱买就在信中详尽地描述了这件衣服的样子，还附上正面、反面图样。在他看来大众化的衣服没有多大意思，穿衣服一定要有垄断性，自己穿的别人很少穿，才能显示个性。
我所处的工厂、学校是在乡间，教师要为人师表，我不敢走得过远。所以就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说归他说，做归我做。这使他有些恼火，说我思想僵化，不能欣赏美，负了他的一片苦心。有时候措辞十分尖刻，我不由的感到委屈，感到伤心。
我这样地爱他，为了他能上学有所作为，我甘愿一个人尝受孤独寂寞之苦。为了他在学校里生活得好，在同学的面前不显得紧巴、寒酸，我倾我所有，而他却刺伤我，我隐隐感到他似乎对我正在失去兴趣，开始变得冷淡起来，我为自己的处境流泪了，我在给他的信中流露出了这种情绪，谁知，他却大发雷霆，说我的多疑影响了他的情绪，指责我不理解他，是个需要别人安慰的“小孩子”。像这样的“小磨擦”，时有发生，很折磨人。
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九七九年暑假，我决心去一回北京。我约了两个与他与我都认识的女朋友一块去，放假之前先去信把我的打算告诉了他，没想到他不同意，马上就给我写来一封信，在信中他说，你做事太欠考虑，一听说有假期就兴奋得忘乎所以，太简单化了！你们三人来京，若一同住在肖娜家，正值暑期，住宿非常不便，这尚且不谈，我要同你们一道出去，但我却在城里没地方住，难道我大热天每天往返百里不成？再说几个人一同去玩，我根本就没此兴致，跟你单独一起是我的愉快、舒适，但除此而外简直是负担！到头来撇给我一大堆没完没了的纪念照，还要忙个不停。这对我从精神到体力没有什么兴致与刺激，也根本没有激情！我们本可以安安静静地度过几十天时间，干嘛又要舍弃这些，而去追求“进行曲”呢？……
他还在信中说：我回西安除了爬华山外，唯一的安慰与向往就是同你一起过几天安静日子，写点东西享受天伦之乐。我希望你能理解，不要因为我阻拦你来北京而生气。我所渴望的并不高，但却是我在繁忙中藉以安慰自己的一点清泉，希望我的这点愿望不要落空！！我这次回西安主要有两个目的：①写作兼休息，这只有同你相处方可适宜。②爬一趟华山，搞几张作品。看来光凭过去的一点老本恐怕将来无立足之地，除了学习还要抓紧时间搞几张创作，这些都是将来工作的本钱。
他有他的道理，但语气的生硬和不愿为他人付出一点牺牲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为了他的将来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好照办了。从此，我不知不觉地在他面前失去了自己，事事由着他，直到后来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十年还乡泥泞路
一九八一年六月份，张艺谋的奶奶去世了，当时他因为课忙没有回来。暑假期间我们一块到老人家的坟上去烧纸。回来的路上我们谈了许多，由奶奶的一生谈到人的生生死死，生出不少感慨来。张艺谋告诉我，他想去插队的地方走一趟，为将来创作找一个生活基地。我当然太高兴了，当下就决定过两天动身前往。
那天，一大早我们来到西安市玉祥门长途汽车站。开车时间还没到，我们来到饭馆门前，看见炸油条的摊子前，围着许多人，我正想进去买，张艺谋拦住了我，示意让他去，还神秘地指了指胸前别着的“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徽。我会意了，就让他去试试。
那个卖油条的姑娘看见了他的校徽，竟隔着几个人把油条递到他手里。他为此十分得意，一边吃着，一边问我：“怎么样，灵不灵”。我被他那副赖样子给逗乐了，故意气他说：“如果那个卖油条的不是个姑娘而是个老师傅，就不一定会买你的帐。碰你一鼻子灰，看你还得意什么！”他抽着鼻子白了我一眼，看着他那白我的眼神，我开心极了。
车还没到乾县的时候，天就下起雨，我们只带了一把伞。下车后，眼看着雨越下越大，只好先在车站的房下避一避雨。旁边有两个小男孩，看见张艺谋胳膊上带的电子表，电子表盘上数字显示一闪一闪的，感到非常新奇，“噢，碎碎的颗颗（小小的点点）。”听到了这有十年没听到的当地话，我们感到特别亲切，不由相视而笑。雨稍小我们就赶路了。雨天风很大，走在田间的土路上有些滑，张艺谋跑前跑后为我挡风遮雨，可是没一会儿工夫我俩还是被淋透了，天灰蒙蒙的，和庄稼的颜色混在一起，空气中有一种青草气，很清新，很舒畅。四周那样静，只有雨打在庄稼上的“沙沙”声。张艺谋滑倒了，我不由得尖叫了一声，由于太静，这一声传得又高又远，惊的我和张艺谋都不相信这竟是我发出来的声音。
到了村头，路就更泥泞了，走一步鞋子就被拔掉一次。我的鞋被拔得脱帮，只好提着鞋光着脚丫走。雨还在不停地下，雨水顺着脖子流下来，身上的衣服从里到外全部湿透了。张艺谋在前面走着，不时回过头来和我说话，突然他停住话，眼睛盯在我的身上直发愣，嘴里连声说着：“位置不对，位置不对。”
“什么不对？”我疑惑地低头看看自己身上，发现腰间鼓鼓囊囊的，就不由得撩起上衣一看，原来是胸罩里面的那层薄海绵浸饱了雨水，下沉垂到了腰间，两人一阵哈哈大笑，这笑声夹杂着雨声在田野里回荡，传得很远很远。
一进村就看见我们村饲养室的大黑漆门。那门特别大，原来上面有张艺谋画的毛主席像和红太阳，现在毛主席像不见了，只有两个大红圈。村子比原来大了许多，原来饲养室离村子还有一截路，现在都快连在一起了，我们正在端详着曾住了三年的饲养室大院，村头上住的几户人家看到了我们。他们喊：“艺谋和肖华回来了”。因为是雨天，大伙儿都没出工，一会就来了许多人，我们换上农民给我们拿来的干衣服，大家兴高采烈地聊了起来。
张艺谋告诉大家，他现在在北京上学，学怎样拍电影。将来学成之后，要拍电影就到咱们这个村上来拍，大家连声说：“行，行，好得很”。
曾经和张艺谋一块浇过地的那个九叔，关心地问我们结婚了没有，我们说还没有。九叔说：“还等啥哩，赶快结婚，老了就没意思了。”大家都善意地笑了。
还有个五叔，他年轻时曾在外面干过几天事，我们在队上时，他给张艺谋看相，说张艺谋是个当大官的料。这次我们去看他，他得意地对大家说：“看我当年说到了没有？”这个老头有一颗童心，很爱表现自己，大家也爱取笑他，开他的玩笑，说他满口牙掉的一个不剩，是因为他年轻时天天刷牙捅掉的。大家一直说到天很晚才散去。
第二天，天放晴了。我们用带来的小相机，挨门挨户给全村四五十户人家，每家照了一张全家福。有的要求给家中的老人单照一张，以备后用；有的托人来说，儿子要相对象、说媳妇，想单独照一张给对方看，我们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第三天我们准备走了，我才想起我们脱下的湿衣服和我那双脱帮的鞋，不知随手丢在谁家了。这时队长提着一个包来找我们，接过包打开一看，竟是我们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我那双脱帮的鞋也用一块新黑布垫着，密密麻麻地缝好了，我俩不知怎样感谢乡亲们才好！
离开村口时，我回头望了又望。啊，北倪村，我梦魂萦绕的地方，我的爱、我的青春都在你那里。
短暂的幸福时光
1982年5月份，张艺谋即将毕业，他来信叫我去北京结婚。我按他的吩咐做了细致的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