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弦病！薄度尽肪硭氖堆钜谴贰４颖硐笊峡矗罡鹆磷俺鲆桓辈黄灰械难樱安蝗逃兴稀保湓谖逭稍≈厥保匆丫颓楦械奶炱角阈钡窖钜且槐摺Ｎ貉游茨懿斡胫罡鹆恋牧僦站霾撸直话才盼虾蠼饩偷扔谑谟柩钜且匀淖罡咧富尤ā�
诸葛亮死后，杨仪“秘不发丧”，又命费祎试探魏延的意图和打算。魏延对费祎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同②。魏延此话，若以官阶而论则不为乱，若以公私而论则不为不当。对于蜀国而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袁子》。，伐魏乃天下之大事，诸葛亮一人身死，便将兵临渭水、逼近长安的十万大军撤回，弃北伐之大业，岂不是以私废公。再则，诸葛亮死后，姜维也曾九次北伐，魏延的军事才干远远超过姜维，为何不能继武侯之志，担当伐魏重任呢？
另外，魏延官爵在杨仪之上，也根本没有必要服从杨仪的指挥。正因为如此，魏延才“与费祎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己连名，告下诸将”。也就是说他与费祎重新商量了治丧的步骤：谁护送诸葛亮灵柩回蜀，谁带兵继续北伐，两人共同签名，准备向部队传达。可费祎却口是心非，寻求脱身之策，他骗魏延说：“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以此为借口，“费祎出门驰马而去”，并随即背信弃义，助杨仪整军退回蜀中。等到魏延“遣人觇仪等”，才发觉上当，大军已经“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魏延当然大怒，趁着杨仪行军迟缓，抢先一步，“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魏延的意图很明确，因杨仪掌握了全军的统帅大权，故无法与之较量，所以只能赶回成都，向后主奏告事情原委。杨仪也不甘落后，于是二人都向刘禅上表，皆称对方“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毫无主见的刘禅判断不出孰是孰非，就此事询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蒋琬、董允都是诸葛亮的心腹，加之魏延与同僚关系一向不好，“平时诸将素不同”，“当时皆避下之”，故而蒋琬、董允“咸保仪疑延”。于是刘禅遂命“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准备讨伐魏延。但不等蒋琬兵至，魏延已被杨仪所杀，原因是他“拒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按：何平即王平，其“本养外家何氏，后复姓王”。）
魏延为何不赶赴成都，而要在南谷口以弱势兵力对抗杨仪呢？揣测原因，大概是刘禅派蒋琬讨伐魏延的消息其已经获悉，他已没有机会进入成都，向后主辨明事实真相了。在此情况下，形势对魏延当然极为不利，被王平临阵一叫骂：“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魏延所部立刻军心动摇，“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其实，所谓的“曲在延”也是表象，当兵的怎会知道上层斗争的内幕？他们只知服从刘禅和诸葛亮的命令，既然皇帝和宰相都站在杨仪这一边，认为魏延反叛，不愿追随他，也就是很正常的事。也就是说，魏延部下这样做和整个事件的是非曲直是无关的。
在“军皆散”的情况下，魏延无奈，只得“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于仪”。于是杨仪用脚踩着魏延的脑袋，嘲笑说：“庸奴，复能作恶不？”之后杨仪又“夷延三族”。《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一代名将魏延就这样身死族灭，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魏、杨内讧以魏延彻底失败而告终。魏延的失败有主客观的原因。从客观上分析，魏延遭到诸葛亮多年的打击和排斥，加上杨仪、费祎等人的嫉恨，处境艰难，势单力薄。从主观上分析，魏延本人在这场突发事件中头脑发昏，处置失宜，他不该轻信费祎，也不应在退军途中烧毁主力部队回归的“阁道”，授人以“谋反”之柄，更不该“据南谷口”，以所部数千之众去对抗杨仪的十万大军。这完全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我认为，魏延的性格才能同韩信确实非常相似，即他善于用兵，是军事上的奇才。但在政治上却显得幼稚，缺智少谋。魏延死后七年，蜀人杨戏著《季汉辅臣赞》，给魏延下了这样几句评语：“文长刚粗，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厥性。”杨戏肯定了魏延“折冲外御，镇保国境”的功劳，叹息他不能善始善终，指出根源在于他那“不协不和”、桀骜不驯的性格，这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所谓魏延“谋反”说，那完全是罗贯中捏造的罪名。陈寿对此已经下了结论：“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魏延的冤家对头杨仪倒似乎是“脑后长有反骨”。杨仪诛杀魏延后，自以为“功勋至大”，代亮秉政非己莫属。岂知诸葛亮生前早有安排，“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后主仅给杨仪一个虚衔，“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于是杨仪口出怨言：“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此等“大逆不道”之言被费祎密报后主，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于是杨仪被废为庶民，仪“复上书诽谤”，遂下狱治罪，“仪自杀”。
杨仪之死固然有咎由自取的成分，但毕竟也甚为可惜，因为他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诸葛亮北伐时，“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三国志》卷四十《杨仪传》……蜀汉国小，人才较之魏、吴要少得多，诸葛亮生前用人不当，又不能协调好部属的关系，死后导致蜀汉政权的这场内讧，这对人才资源匮乏的蜀汉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势必加快蜀汉的衰落趋势。对此，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野心家”司马昭正名
公元280年，三国归晋，结束了“鼎峙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汉晋春秋辑本》卷一。的分裂局面。司马昭为统一全国作出重大贡献。他是三国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是西晋王朝的开创者之一，在历史上的作用可与曹操相媲美，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封建正统历史观的影响，司马昭被世人视为篡夺皇位的奸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成了人们描绘一切野心家、阴谋家的口头禅。我认为这种评价实际上是对儒家纲常伦理、君臣名分不可颠倒观念的完全肯定，是极不公允的，因此很有必要来澄清事实，重新评价司马昭这个历史人物。
1。三国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司马昭字子上，乃曹魏名臣司马懿之子。青年时期追随其父司马懿西拒蜀汉，东御孙吴，北伐辽东。长期的戎马生涯，造就了他非凡的政治和军事才干。执政后，政绩卓著，甚得民心。下面，我们将他的主要政绩分五个方面来论述。
一、对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
公元255年，司马师病逝，司马昭继兄辅政。他励精图治，对魏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了一系列改革。在政治上，改定律令。“诸禁网烦苛及法式不便于时者”，他“皆奏除之”《晋书》卷二《文帝纪》。，并且患前代“律令本注烦杂”，“科网本密”，令贾充、郑冲、羊祜、杜预等十四人，本着“蠲其苛秽，存其清约”的原则，《晋书》卷三十一《刑法志》。正式制定新律。到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完成，颁布全国。《晋律》的内容比《汉律》大为精简，从汉律和说解七百七十三万字省约到十二万字，在法律编纂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就相对减轻了人民动辄触犯刑律、处置轻重无准的弊端。同时律文“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去捕亡、亡没为官奴婢之制，轻过误老少女人，当罚金杖罚者，皆令半之”。同上。在某种程度上，《晋律》可以说是“刑宽禁简”《晋书》卷四十《贾充传》……
在经济上，司马昭关心农业生产，注重民心，“值魏明奢侈之后，帝蠲除苛碎。不夺农时，百姓大悦”《晋书》卷二《文帝纪》……他还提倡节俭，“敦尚纯朴，省繇节用，务穑劝分”同上。，使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
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司马昭“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三国志》卷四《陈留王纪》。，开始废除民屯制度。屯田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屯田客的地租负担很重，到魏末租率提高到“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因此屯田客生活十分困苦，生产情绪日益低落。而且屯田客的身份地位很低，是被用军事编制强制在土地上的劳动者，故在屯田初期，就有屯田客逃亡之事。为了缓和屯田客的反抗和逃亡，整齐划一编户，便于国家的统治和管理。在新的情况下，司马昭罢掉屯田官，废除民屯制度，将民屯的国家佃农改变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即自耕农，使他们的经济负担有所减轻，身份地位有所提高，这对生产力的发展是大为有利的。
二、平淮南，“能以德攻”。
司马懿消灭曹爽集团后，曹魏政权虽已归司马氏控制，但曹爽集团的垮台，不等于司马氏和曹氏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决，新的斗争在酝酿、在发展。特别是淮南地区在司马懿、司马师执政时期就先后爆发了两次叛乱。司马昭执政不久，诸葛诞据淮南再次作乱。诸葛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