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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个事情应该比较好办吧。毫无疑问，我坚决支持孙小光留下来，继续把这个公司搞下去。要知道，美国的高科技巨人中，好几个都是中途放弃了学业而去创业的，比尔·盖茨大家都知道，哈佛念了两年看见机会来了，就不念了。美国电脑硬件之王麦克戴尔，也是大学三年级退学出来创建了戴尔电脑的。孙小光的机会，如果不比比尔、麦克他们好的话，肯定不会比传志、元庆他们差呀！
哈哈！我欢呼，一个亿万富翁即将在我的协助下诞生！也许将来他会以请我演讲给演讲费的名义给我一些股票呢！我激情澎湃、心潮荡漾：“小光你放心，你的留学和前途是我向你爸爸承包的，我想你爸爸会听我的。我坚决支持你放弃今年的入学，继续回去搞你的公司。而且我建议你要搞就要有一个稍微长远一点的计划。并不必急着明年后年出国，这样一年年压迫着自己。简单说，你回去好好干你的公司，做一个五年计划，赚上个七位数再说。我这里随时保证你留学！”
我深深地羡慕孙小光，羡慕他生在了这么一个伟大年代。我甚至恨自己生得略微早了点，没有能够赶上小光他们这个自由创业、梦想成真的岁月。
小光的发展是奇迹。但更令人意外的奇迹，紧接着就降临了——他的父亲，居然连我的话也不听！孙书记本来知道儿子有留在国内做公司的计划，已经表示绝对不同意，但是没想到老师我也支持他，所以感到非常意外。他特地飞来北京和我见面，告诉我他的儿子必须去美国留学。
我和他在饭店深入面谈了两三个小时，想说服他为什么儿子必须留在国内而不能出去留学。可惜的是，对于我的话，孙书记根本没有听进去。他坚持认为，他的儿子必须走。这是四年前就说好了的事情。“徐老师你不能出尔反尔。”孙书记没有提出任何令我信服的必须留学的理由来。但我知道，让儿子留学，是他本人社会地位、社会价值、做人面子、教子哲学的一部分，他的态度如此坚决，我甚至觉得，四年前他同意我的建议，推迟儿子出国，已经是给我一个面子了，我应该感激他才对。
在我的咨询的干预下，我已经让他的儿子成为中国大地上最茁壮的未来栋梁之材，成为最有希望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成为亿万富翁的候选人。我甚至想感谢他当年没有拒绝我的建议，从而让他的儿子获得了成功。真的，我真的想感谢他——但不是为了他的儿子，而是为了我的学生。
但此时此刻，我第一次发现我的思想其实一钱不值，至少在他老人家眼中。从他老人家对我老人家作为国内最著名留学专家意见的坚定否决，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统治二百五十万子民的人，确实都有他们特殊的执着和顽固的精神力量。在孙书记无坚不摧的意志面前，我这个人生设计大师终于败下阵来。我感到无能为力、感到悲哀：他的儿子，一个未来的比尔·盖茨，就这样被他老人家亲手歼灭了！
“孙书记，您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吗？”我突然问。
孙书记吓了一跳，不知我为何问这个问题：“不可能。日本鬼子投降、解放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刚刚出生。这个问题和小光有关吗？”
我抱歉地笑笑。因为我觉得意志如此坚强的孙书记一定杀过人。
留学啊留学，有多少人假汝之名在自毁前程！前程啊前程，又有多少人以你为幌子在执着地追求失败！
孙小光听说他最后一线希望破灭后，像五四时期为爱情自杀殉情的知识青年一样，发出了悲哀的长鸣。我劝他不要理睬他的爸爸，不出去就不出去，难道他能把你绑架出去？他用异样的眼光看了我一眼，眼睛里露出我在鼓励他弑父恋母般的恐怖。
悲乎！反封建反到今天，原来在中国社会的某些角落里，中国青年的独立程度，依然停留在五四以前的黑暗岁月里。父母之命，世俗之言，依然在决定着千万中国青年的命运！打倒孔家店！解放新青年！冲啊……
孙小光以迷乱的精神状态，又在他爸爸的胡乱指挥下去签证，被拒绝；再去签证，又被拒绝。每次都把我的建议当作耳边风，而自作主张去找什么熟人什么关系。最后，我愤怒地拒绝了继续指导他的请求，至今再也不接他们的电话。
孙小光后来去了哪里我不知道、我也不再想知道。但我知道杭州的比尔·盖茨就这样牺牲了。难怪中国诞生不了比尔·盖茨——在每一个潜在的比尔·盖茨的背后，都有一个孙书记，用他们自己过时而腐朽的价值观，在破灭着未来天才的诞生，在消灭着中国的亿万富翁。精神不独立的中国社会，个性不解放的中国青年，思想不自由的中华民族，哪里有可能出得了比尔·盖茨啊！
落杉的留学抉择
案例提示：
于落杉是中央美院1998年的应届毕业生。他出生于教育家庭，父亲是江南某市的教育局长。1998年秋，当他找到徐老师时，他就要毕业，面临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
他的问题是：他是学美术史的，但他的兴趣和志向却是实用美术设计，所以他打算毕业后去美国读美术设计方面的硕士研究生。他向徐老师讨教这条路是否行得通。徐老师当即给了他肯定的回答。
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于落杉来到新东方咨询处找我，秘书见他没有预约就不让他进来。于落杉热情洋溢而又显得神秘兮兮地说：我和徐老师有特殊的关系，你带我去见他就知道了！
这是1998年的秋天，我的《签证哲学》刚刚出版，在作者简介里，有我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背景介绍。而于落杉是中央美院的学生。“我们都是艺术院校的校友啊！你应该给我一些特殊帮助的。”这就是他所说的“特殊关系”。如果这也是特殊关系，其实我和新东方所有学生都有特殊关系——我们都是新东方的校友啊。
不过，于落杉以这种方式，主动大方地来寻找我的帮助，本身就是一种特殊能力。我们的一生，都会面临无数需要先辈和过来者支持的时刻，如果父母没有能力为你安排这些支持，你靠谁？答案只有一个，像于落杉一样，靠自己。当然，你还必须像于落杉那样，能够以简洁明快的个人风格，给别人留下不错的印象，使得你求见的人愿意和你发展起你需要的人际关系。
于落杉需要我解决的问题是：他马上就要从浙江美院美术史系毕业，美术史系的学生能够做什么？一般都是美术领域的编辑、教学、研究、经纪、经营管理等等方面的工作。由于中国在艺术管理和商业运作方面的教育不发达，美术史系的学生毕业最主要的出路还是做教学研究人员，学术性比较强、书生气比较浓，离社会迫切需求的美术市场方面的要求相距遥远。我本人，是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毕业生，在某种意义上于落杉和我是一个专业，所以我对这里面的问题和于落杉的烦恼有着切身的感受。
于落杉告诉我他出身于一个教育之家，家族里有在美术界挺有成就的人。他本人从小就有美术方面的才能，特别是对美术装潢、也就是实用工艺美术非常感兴趣，做过不少这方面的项目和作品。但考上美术史系，多少限制了他这方面艺术创造才能的发挥，这几年虽然他没有放弃设计方面的努力，但毕竟不是科班出身，和其他同学相比，稍微差了一点。所以，他想毕业后到美国读美术设计方面的硕士研究生，学成回国，投入中国兴旺而不发达的设计市场，赢得金钱和荣誉。同时，顺便也提升中国国内的产品设计水平。他对自己前途的认识非常清晰可行，我表示支持，并告诉他这是最好的选择。
他把我们谈话的内容告诉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个中型城市的教育局长。几天之后的中秋节，为了儿子的事情，他专门来北京见我，并带来一些“土特产”。我想于落杉的事情，其实已经非常简单地决定了，照我的意见做肯定没有问题。没有必要再与父亲和土特产见面了吧。我在新东方每天见很多学生，已经超负荷运转了好几年，假如再与每个见过我的学生的父亲亲切会见一次，肯定很快就会一命呜呼的。但是，于落杉父亲带来的“土特产”，使我不得不见。因为他们用来对我“略表心意”的，是江苏阳澄湖大闸蟹，如果不见，螃蟹就会在绝望中挣扎去世，这是我不忍心的。
从江苏带来的螃蟹，看见我时居然伸出凶恶的钳子向我威胁，螃蟹的生命力是很强的。但有些成年人的陈旧观念却更加Die Hard——顽固不化。于父开门见山向我表示：他希望他的儿子马上投入考中央美院研究生的准备。留学虽然不错，但万一儿子明年出不了国谁负责？他希望儿子走一条稳妥之路。
我问于父这位掌管好几百万人口城市教育事务的最高长官：“为什么要考研究生？”
于父居然对这个问题一时语塞，回答不出来。在我的追问下，他说：“我要他考研究生，无非是希望他的学历高一点，受人尊敬一点，说起来好听一点，工作好找一点。当然，更是希望他真才实学多一些。显然在中国高学历不是什么坏事情。”
我说：“我同意，高学历不是什么坏事情。如同爱情不是什么坏事情一样，但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发生情杀事件，显然就是坏透了的大麻烦。高学历，要看追求它的目的是什么。他不能读研究生。因为，读完研究生，他只能继续在这个学术领域里谋生，而不能开掘他美术设计的天分，学术与设计，是两个不同的人生选择和出路。落杉有创造的能力，就应该让他在这方面去开发自己。他本人已经表达了对这个方向的强烈追求。中国教育体制下，他找不到在这方面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