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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白求恩惊人的献身事业的热情。这种洋溢的热情侵入了他们的婚后生活，使她觉得自己只参与他生活的一小部分，并且有时使她个人的生活受到难堪的压力。
一天下午，她回家看见他盘着腿坐在地板上，正在研究一个骷髅的模型。早上她曾问他是否可以帮她捎点菜回来，现在她问道：“你记得买晚饭用的肉了吗？”
“买了，”他心不在焉地回答，“在冰箱里。”
她打开冰箱的门，没有看到羊排，却看到一条人的肠子，他从医院带回来准备有空时研究的。她吓得透不过气来，这件小事到这儿本来也许可以完结的，然而却没有完。不知为什么，这事总搁在她心上，使她渐渐认清了许多连她自己也一向不愿正视的事情。他有他的工作；即使在他们关系恶劣的时候，他照样专心工作。然而她只有他们的共同生活，如果这个落空，她就一无所有了。
即使在那时候，尽管反复出现紧张关系，他们或许还可以维持下去，还可以因为在一起而感到满足。但是出乎意外地，弗朗西丝想到，如果她和另外一个人结婚的话，或许可以过像她从前所希望的那种正常而平静的生活。
她很坦白地对白求恩说出了自己的心事。在那种情况下，她不能再跟他在一起生活下去，因此提出离婚。他的反应是一连串非常富于戏剧性的表示。起先他大发雷霆，把她吓住了。然后他突然表示宽宏大量，又使她大吃一惊。既然她只有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才能幸福，那么她应该马上离婚。
白求恩现在外表上镇静自若，和蔼可亲，其实心里非常难过。空闲的时间，他不是热狂地参加社交生活，就是一个人孤独地想心事。在医院里，同事们注意到他一天天愈来愈容易动气。他不断地向弗朗西丝保证他衷心赞成她的新婚姻，但是有一天一个朋友到他房间里去，看到一个角落里有个大洋娃娃，白求恩怨愤地说：“我的婚姻的唯一后嗣。关于她，弗朗西丝和我有一个谅解。她要和我在一起过六个月，然后和弗朗西丝过六个月……”
多少年的爱情和恋慕只给他留下了一个洋娃娃。
十三
1933年春天，白求恩得到一个机会去美国最大的医院之一，底特律的赫尔曼·基弗医院临时负责胸外科。1934年春天他回到蒙特利尔，那时他认为自己的外科技术比以前好多了，但是各医院却都没有空位置。那是一个普遍紧缩的年头。经济萧条正在大陆上蔓延。疾病的发病率在各阶层居民中都在急剧增长，而美洲的财源却正在停滞，各医院正在裁减人员，因此任何地方似乎都没有空位置来容纳一个已经崭露头角的外科医生。
然后，意想不到地，他接到了圣心医院答复他的普通求职信的回信，请他担任新设立的胸外科的主任。因为胸外科完全由他主持，他能够不受阻碍地尝试他的一切见解和技术。他那个科从一无所有逐渐发展到在一年之内可以医治一千一百名之多的肺结核病人。在他的领导下，终于每年施行将近三百次大、小胸部手术，包括在一个十二个月的时期里施行多至七十三次的胸廓成形术。
那几年他在工作中成长，取得了成就和名望。他是他自己的主人。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树立自己的目标。他的脾气不和任何上级权威发生冲突。他可以自由地实行他的主张，并且可以在平等的地位上跟任何人辩论。
他常在医学刊物上发表文章，是美洲大陆胸外科医生各种集会上的一个著名人物，一个胸外科专家。1932年年中，他初次发表了《吁请作肺结核早期压缩》的文章。像任何其他严肃的医生一样，他一向知道肺病的根源是贫穷。但是现在，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贫穷似乎到处蔓延。
报纸上满篇都是危机、萧条、破产、失业、救济、争论。白求恩当然早就知道，经济上出了些小毛病，大家因此议论纷纷；但是据经济学家们说，那只是一种周期性的事情，不久自己就会解决的。然而，五年已经过去了，什么也没有解决。总统们和部长们高谈着“近在眼前的繁荣”，而失业、破产和恐惧却深入到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到处都是动乱和崩溃：在西班牙，普里姆·德·里维拉用军事独裁的方式进行着统治；在德国，一个怪物和一个奇怪的运动，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夺取了政权；在中国，蒋介石正在忙着用屠杀异己分子的方法来减少人口；在日本，一个军国主义的集团做着统治全亚洲的迷梦。
在白求恩看来，仿佛全世界患了一种集体疯狂病。他注意到全世界都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矛盾。几百万人没有衣服穿，而美国却把地里的棉花翻耕入土。几千万人挨着饿，而加拿大却把小麦烧掉。他以一种苦闷的心情，写道：“作为医生，我们不能改变使人易受感染和再感染的外界环境力量。贫穷、低劣的食物、不卫生的环境、和传染病灶的接触、过度的疲劳以及精神紧张，都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如何在这些方面进行根本而又彻底的调整，那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问题。”
十四
他已经成了一个成功的外科医生，社交界的红人，有结婚条件的单身汉，无休止的晚会上的贵宾。趋炎附势的人、玩世不恭的人以及社会名流都追逐他，可是一旦追到以后又觉得他不可理解了。
对于他的一些同事，人生的支柱是一个舒适的家、抵押借款的偿付、保险以及越来越多的存款。在他们看来，他浪费得惊人。他挣很多钱——花得干干净净。就连弗朗西丝，经过这么许多年以后，也还对他的一些礼物感到惊讶不止。只要他中意的东西他就买，不管价钱多少。他尤其照顾蒙特利尔的艰苦奋斗的青年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如果中他的意，他一见就买。他在比弗楼山上的公寓房子布置得相当奢华——早先在伦敦的享乐主义时代的回声。他的各种文凭——医生们常常精心地挂出来作为自我宣传用的东西——都挂在浴室的墙上。
只要是他喜欢的东西，他没有嫌贵的。然而朋友们都知道，所有他喜欢的东西，他没有不乐于和人共享的。他的可观的藏书每一本里有一张设计得很简单的贴头，上面写着：“这本书属于诺尔曼·白求恩和他的朋友们。”他对书如此，对家也一样。
在拘谨的人看来，他的态度太直率而且常常使人觉得太窘。他以欣赏的眼光来看所有在路上遇到的漂亮的脚踝。无论在大街上，在客厅里，还是在饭桌上，他讲话都一样地没顾忌。“多精采的大屁股！……”“这骨盆生小孩儿多棒！……”“这脊背做起胸廓成形术来多美！……”
作为艺术家、医生和人，他爱美貌。但是女人的精神比美貌更引起他的兴趣。他有一次问一个同行，吓了那人一跳：“你从来没有和一个女人在一起腻味得非跟她勾搭不可？”
当时有一个漂亮的好莱坞电影明星，芮奈·阿道勒。她患肺结核的时候，白求恩为她设计了一个特殊的用于膈神经切断术的项圈。她说，他们在动手术前后的谈话改变了她的一生。在她病愈后写给他的一首贴切的诗里，她说她现在把生活里一切有意义的东西都归功于他。
两性间的虚伪像医界里的装腔作势一样使他气愤。他能以无情的讽刺来粉碎派头和“体面”，可是对于对他表示了一点点感情的人们，他的父亲般的慈爱使他们吃惊。
弗朗西丝，他仍然管她叫“我妻子”。有时候她觉得是她遗弃了他，以前如果她更爱他一点的话，一切都会顺利的。夜晚睡不着的时候，或是会见他接二连三带来让她鉴定的人们的时候，不论她怀着什么痛苦的思想，她知道……知道别人，那些认为他有意思，或者与众不同，或者有才气的人，所不知道的事。
弗朗西丝知道……他的讽刺、闹情绪、发脾气有时真叫人害怕。在社会上他是谈笑风生的人，敏于保护自己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在医院的病房里，他变成了始终如一的慈父，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他的病人的一切痛苦和渴望。1934年的那个圣诞节，收到他的圣诞贺卡的人们都对它感兴趣。在贺卡下边他印上了惠特曼的诗句：
“我不可怜受伤的人；我成了受伤的人。”
有一天他打电话给弗朗西丝，急急忙忙地说：“我一定要马上见你。你可以到公寓来吗？”他的声音很激动。
一见她走进来，他眼睛里流露出无言的感激，脸色苍白，两手紧紧地抓住她的手。
“我刚死了一个病人，我必须见你。他是一个年轻的修道士。病得很厉害，而且病情复杂。……我动手术的时候他死在手术台上……”“这很难解释，”他不安地继续说，“我问自己：是不是我的错？是不是我的知识不够，本领不够？是不是我们大家的错？我不会解释；但当他们那样死去的时候，我的一部分也跟着他们一块儿死了。”
她尽力安慰他。她知道，他正在暴露他自己的一部分，那是她几乎不敢正视的地方。
“他们死的时候，我的一部分也跟着他们一块儿死了……”他们还有那么多人将来也都要死的，那么他也就要感受每一个人临终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无能为力而受尽折磨，痛苦不堪。
十五
1935年3月，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度过了四十五岁生日。在医院里，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白求恩的方法和技术取得了进展——但是新的疑虑开始在他心里活动起来。
他现在不常和弗朗西丝见面；见着的时候，他在她面前大吵大骂，而她安静地坐在那儿听着，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耐心和同情。“医学！”他往往嚷道。“你不知道有多大一部分走进了死胡同。”
“医生，”他说，“应该献身于维护人民健康的事业。有多少医生是按照那个概念行医的？是不是总是他们的错呢？不是，全都错了。人没有享受健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