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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川东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兵团参谋长，志愿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南京军区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院办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9年3月20日在北京因病逝世。
红五军团还有一位传奇人物，名叫周骏鸣，宁都起义时，他在二十五师任少校营长，率全营积极响应起义，部队改编后留在红五军团任团长。1932年1月，周骏鸣经朱德总司令亲自批准，回河南确山的老家开展革命活动，先后在石滚河领导了两次农民暴动。被国民党河南军政当局通缉。1933年7月，周骏鸣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着汝确边区艰苦的武装斗争。1934年11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1935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6年1月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诞生，周骏鸣任游击队长，队伍一度壮大到数百人。1937年4月赴延安参加党代表会议，后留延安学习。同年7月，周骏鸣再次被党组织派往确山，任中共豫南特委军事部长兼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团长。后任新四军五支队副司令员，第二师参谋长，1943年春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淮南军区司令员，华中军区参谋长，华东军区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等职。全国解放后，历任国务院水利部副部长，林业部副部长，黑龙江省农牧厅副厅长，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十九、血战湘江
一、血战湘江
1934年10月1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突围，进行战略大转移（即长征）。参加此次突围的红军主力有：红一、三、五、八、九五个军团，以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共8万6千余人。时五军团的编制如下：
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曾日山，中央代表陈云。全军团下辖13师和34师。13师师长陈伯钧，政治委员李雪山，参谋长孟焕章。下辖第37团、38团、39团。34师师长陈树湘，政治委员程翠林，参谋长王光道。下辖第100团、101团和102团，全军团共1。2168万人，担任整个长征队伍的后卫。
10月18日，五军团从于都出发，踏上了漫漫征途。作为全军的总后卫，五军团的掩护任务是极其艰巨的。在突破敌人前三道封锁线的战斗中，由于敌多采取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作战方针。五军团经常要面对数倍于己的追兵，打退敌人，摆脱纠缠，还得追赶主力。这其中尤以延寿阻击战最为典型。
当时中央纵队刚刚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向西前进，尾追的湘军和粤军从后面猛扑过来，企图吃掉我军后勤的辎重部队。五军团只有两个师，而敌人是从两个方向打过来。情况紧急，董振堂与刘伯承简短商议，决定由刘伯承率十三师在百丈岭一带构筑工事，阻击湘军；董振堂亲率三十四师在南面的延寿阻击粤军。
由于地形险要复杂，红军后勤部队的大批骡马、辎重拥阻于延寿以西的山涧小道上，行动十分迟缓，大批的敌人追踪而至，五军团两个师不得不在两地摆开战场，拼死阻击敌人，以求得宝贵的时间掩护后勤部队安全脱离危险。粤敌表现的尤为积极，向延寿江边的红三十四师简家桥、寿水一线阵地发起猛烈的进攻，双方为每一处阵地、每一处制高点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夺，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打到下午时，江边的制高点青石寨被敌人占据，如此重要的制高点被敌人控制，将会对整个防线产生动摇。董振堂了解情况后，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夺回。他亲自组织突击队，端着冲锋枪冲在最前头，硬是杀开一条血路，将敌人赶了出去，重新夺回青石寨，稳定了整个防线。
第二天拂晓，敌人的炮击就开始了。霎时间，阻击阵地淹没在猛烈的炮火之中，活像一具饱经摧残的躯体，在酷刑下弯曲、抽搐。浓烈的炸药气味，火星飞溅的灼热气浪和卷起的烟尘混在一起，形成了遮天蔽日的壮观场景。
敌人冲上来，很快被红军打下去，又冲上来，再被打回去。掩体、战壕等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无休止的拉锯战、喊杀震天的白刃格斗，空前惨烈。
敌人犹如输红眼的赌徒，不惜血本组成敢死队、军官队，倾全力与红军做生死一搏。坚守阵地的红三十四师也打红了眼，他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顽强的革命斗志，给敌以大量杀伤，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
血战一直持续了三天三夜，11月13日黄昏，后勤部队终于脱离险境，五军团阻击任务已胜利完成，董振堂命令全军迅速撤离战场，于第二天在宜章追赶上了大部队。
接着，中央红军又成功突破敌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按照他以前制定的计划，是把中央红军围歼于中央根据地之内。而现在，红军不仅跳出他精心布置的口袋，而且正一步步向着红二、六军团靠拢。蒋介石岂能坐视放虎归山。在判断出中央红军的西进战略意图后，立即任命湘军将领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16个师77个团，同时，命令蒋军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陈济棠部4个师在粤湘桂边，黔军一部至湘黔边堵截。企图利用湘江天险，构筑起第四道封锁线，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即所谓的“湘江战役”计划。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及时地向博古、李德等人建议，应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之际，尚未形成包围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杀一个回马枪，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也致信中革军委：以红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国民党军一部，迫使敌军改变部署。同时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淑铺、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对于这些正确的建议，博古、李德的态度是一口拒绝。仍顽固坚持他们既定的错误方针，硬往蒋介石布置了40万兵力的陷阱里钻。
11月27日，担负先头部队的红1军团2师、4师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突破了敌第4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此时，若全军轻装上阵，把行军速度提升至20～30公里，就能抢在敌人之前顺利渡过湘江。但是在“左”倾领导者的大搬家式的行动中，红军的行军长径达到近一百公里，而且由于携有大量的笨重营具和机器。部队行动十分缓慢，一天只能走10～15公里。一向机动灵活的红军各主力部队此时只能成为中央机关的掩护队，而各路敌军蜂拥而来，湘江边一场血战已不可避免了。
根据中革军委和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的命令，红五军团十三师掩护军委一纵队经雷口关、文市以南前进；三十四师掩护军委二纵队经小坪、邓家源向灌阳山道前进，相机占领该地，尔后向兴安前进。
五军团做为全军的总后卫，在连续突破敌三道封锁线的战斗中，不仅很好的完成了全军的掩护任务，而且基本没有受到大的损失，但这次过湘江不同，军团长董振堂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对国民党十几万的追兵，他清楚的知道，他必须带领他的部队支撑住这个危局，因为他的身后就是中央首脑机关，如果他顶不住了，那么整个红军将会陷入绝境，党的革命事业也将受到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
想到这里，董振堂紧皱着眉头，焦虑地徘徊在地图前。参谋长刘伯承这时也来到军团部。夜，出奇的静。刘伯承轻声说道：“老董，你都几夜没合眼，该歇歇了。”董振堂摇摇头：“你不也和我一样吗？”
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类似经历，以及相同之处，比如都不吸烟，都不喝酒，性格也一样，都喜欢实事求是的看问题，二人也都曾在旧军队中干过多年，又都是红军中的一代名将。刘伯承倒了杯开水，若有所思地讲道：“也许，我们都在考虑同一个问题哟。”
“哦！”董振堂回过头来十分诧异。刘伯承望着地图，长叹一声讲道：“如果用速度换取一些时间，我们的压力也许会小一些。”董振堂眉头一展：“真不愧响誉全军的刘总啊！你看，中央两个纵队的速度如此之慢，而敌人不断从四面八方压过来，我们回旋的余地会越来越小，一场硬仗不可避免，到底会打成怎样，我心里没底呀！”
刘伯承坐下来，严峻地说到：“眼下部队连续作战多日，已极度疲劳，战士们再能打，也总有个极限，真要到那个时候，是很危险的。我看，必须建议中央丢掉坛坛罐罐，轻装上阵，才能彻底摆脱这个局面！”
董振堂坚定地点了点头……
11月28日，湘江战役全面打响。五军团十三师37团在文市东南的钩脑坳与追敌二十三师展开了激战。战斗从第一天起就异常激烈，敌人一批又一批发起集团冲锋，37团则依托大路两边的小山头顽强抗击，多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第二天清晨，雾气还未散尽，团政委谢良举着望远镜趴在战壕里观察敌情，敌人后续部队正源源不断开过来，黑压压一大片，聚集在远处的树丛后，准备新一轮的进攻。这时，团长王彦秉靠了过来：“老谢，敌人不少哇，看样子想一口吃了咱们。”谢良放下望远镜，轻蔑一笑道：“做他的白日梦！”
两人正说着，敌人己开始行动了，只见一排一排的敌人猫着腰，在后面军官的督促下向阵地扑来。王彦秉用枪顶了顶头上的帽子，大声向身边的战士们喊到：“不要着急，把敌人放近了打，听我的命令！”谢良也高声呼道：“同志们！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捍卫苏维埃新中国！我们是不可战胜的！”战士们也跟着喊了起来。高亢激昂的口号声响彻阵地上空，极大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敌人己进入一百米以内了，王团长咬咬牙，大喝一声：“打！”机枪、步枪、手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开火。敌人被猛烈的火力打懵了，前几排士兵纷纷中弹倒地，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