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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振堂在出发前，赶到总部卫生部，看望在此养伤的参谋长李屏仁和十三师政委谢良等人，他用那洪亮的嗓音讲道：“好消息！蒋介石已被迫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了，这是件大好事！这下咱中华民族有希望了，你们安下心来好好养伤，抗日前线还需要你们呐！。”
李屏仁、谢良他们听后深受鼓舞，一致表示会遵照首长的吩咐，争取早日养好伤，回到部队。他们哪知道，这一别竞成了永诀。
西路军失败后，李、谢二人都是身负重伤，无法随部队转移。为了不拖累大家，他们坚持留下来。在劝走身边的警卫员后，二人在祁连山的荒山野岭中坚持了八天。时值寒冬季节，又冷又饿，加上伤口发炎引起的剧痛，万般无奈之下，李屏仁想到了自尽。他艰难地挪动着身体，将治腿痛的几斤烟土取出来，对谢良说道：“老伙计，我先走一步啦。”
谢良就在几米外躺着，此刻的他正发着高烧，浑身乏力，他感觉死神已在向他靠近，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却又无能为力，两行热泪默默的流着……
烟土吞下去不久，烟毒开始发作，李屏仁口吐白沫不停地抽搐着……。
望着老战友痛苦中死去，谢良也不想活了。他强撑着爬过去，掩埋了李屏仁的遗体，又坚持着爬到一棵小树下，解开腿上的绷带，准备上吊。由于树太矮，几番折腾，都未成功。伤口的剧痛，令谢良晕死过去……。
不久，几个掉队的红军战士从此路过，将其救了下来。命虽保住了，可不久他们就被马家军俘获，马匪的军医将他受伤的脚板整个锯掉，然后投入大牢。经党组织努力，谢良历经千辛回到延安，重又回到党的怀抱。建国后，谢良曾任军委炮兵副政委，1955年授衔时，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我军著名的独脚将军之一，后曾著书《独脚将军传奇》。
二十七、血战高台
二、血战高台
西路军将士再一次踏上征程。已是寒冬季节，气温已降至零下三十多度，荒凉的河西走廊上狂风呼啸，大雪纷飞。红五军这次由往日的“铁屁股”（钢铁后卫）一改而为全军的前锋。此时“西安事变”虽已和平解决，但蒋介石亡共之心不死，并未放下屠刀。他命令马家军加紧进攻，彻底消灭西路军。在一片和平的气氛中，西路军正一步步迈入危境。
1936年除夕，董振堂率五军攻占临泽县城，城内守敌仓惶而逃，进城后，董振堂即下令部队抓紧时间休息。随后找到军政委黄超，黄超以前曾是张国焘的秘书，是张的心腹，自其任五军政委以来，处处为难军长董振堂，他先是把原五军主要干部大部调走，还处处散布谣言说董军长仍有军阀思想，投身革命完全是投机倒把等等，企图架空他。会宁会师后，黄超的行为有所收敛，但那副目中无人的腔调，始终未变。依当时二人在红军中的地位，董不仅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二十三名委员之一，著名的宁都起义领导人，而且战功卓著。而黄超除了有张国焘的全力提携外，其他根本没法与比他大10多岁的董振堂比。但忠厚正直的董振堂出于对党的绝对忠诚和信赖，抛弃前嫌，不仅宽容了黄超，而且出于党的组织原则，有些事情则过份听从于政治委员黄超。
二人经简短商议，黄超决定自己带军直外加37团、43团留驻临泽，由董振堂率39团、45团、骑兵团（二个连）和总部特务团总计三千余人于次日凌晨出发，去攻打高台县城，全军仅有的一部无线电台也按黄超之意留在了临泽。
高台县城位于甘肃省西部，是西路军通往新疆的必经之地，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要地。高台南面不远即是海拔5400多米、终年白雪皑皑的祁连山脉；北面是一望无际、毫无人烟的大沙漠。
战士们拖着疲惫的步伐再次行进在冰天雪地里，呼啸的老北风夹杂着大片的雪花打在脸上生痛，望着这支衣着单薄的队伍，董振堂内心充满愧意，他真心希望早日打通国际线路，早日获得苏方的军援，让战士们好好的休整一次，穿好、吃好，然后精神抖擞的打回来。想到这里，董振堂咬咬牙，和战士们一同行进在广阔的雪原中。
五军于黎明前赶到高台城下，董振堂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了这个倘处在朦胧睡意中的小城，平静地下达了战斗命令：“四十五团为左路，三十九团为右路，特务团、骑兵团居中，迅速展开，一举攻克高台城！”
战士们抬着早已准备好的云梯从各个方向扑向城墙，一部分敌人发觉了，开始顽抗阻击，而有些城头，直到攻城战士们爬上去了，敌人才发觉。有限的抵抗已经无碍大局，五军一股作气，拿下了高台城，守敌800多民团缴械投降，伪县署官员全部被俘，五军的军旗高高飘扬在高台城头。
进驻高台后，因电台不在身边，董军长立即令骑兵团派人飞马赶回临泽报信，希望政委黄超带五军余部迅速跟进，同时电告西路军总指挥部高台战况。执行任务的战士们走了，董振堂这才感觉到一丝倦意，他回到城内的临时指挥所（天主教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正亲自写着各类标语，忙的不亦乐乎。杨克明是原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的政治委员，与五军合编后，始任五军政治部主任。和董振堂搭档配合十分默契，是一位不仅年轻且极富才干的领导干部。董振堂悄悄来到杨克明身后，笑着说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好！好！好！”董振堂连说了三个好，杨克明回过头来，见是军长，笑呵呵地把笔往桌上一丢，说道：“老董，前景大好啊！现在只要部队全力西进，不久即可到达新疆。等我们拿到了苏制的武器，和各项补充物质，到那时，哼哼！咱们再杀回来………”
董振堂把腰带解下来放在桌上，说道：“鸟枪换大炮，那当然好呀！只是现在西安事变虽已和平解决，但二马与蒋介石不同啊，他们经营西北多年，已形成牢固家族式统治的武装集团，是容不得我们的。”说到这里，董振堂久久凝视着窗外，沉重地讲道：“要时刻警惕，此地不可久留呀！”
第二天，派去临泽送信的战士们回来了，五军余部并没有跟过来。只带回来军委的一纸电令：
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
董振堂接电后大惑不解，不知中央如何又不让西进了。原来，中央考虑的是从全局出发，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了南京，立即扣押了随行的张学良，并调集40个师的兵力准备进攻西安，局势再度紧张起来。中央此时来电令西路军暂勿西进，有静观时局，随时需要西路军东返策应陕甘的意图。
8日，军委再次电令西路军消灭尾追之敌，创造肃、甘、安根据地。徐向前、陈昌浩二人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决定停止西进，准备在临泽、高台一带迎敌。西路军各部在高台、临泽、倪家营子一带不走不退，并开始就地扩红、筹粮、创建根据地。这样一来，二马就沉不住气了，这是他们最害怕的，二马开始积极布署调集精锐，准备与西路军决一死战了。
董振堂从接到命令开始便有一种不祥的征兆，但他还是不容置疑的坚决执行了。这些天来，他踏遍整个高台县城，抓紧布置防御。一边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在城内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令他稍感欣慰的是，先前俘虏的八百余名民团，大部愿意接受改编，加入红军。这几百人，用好了，可是一支不小的力量。
随同五军一同到达高台的，还有西路军妇女先锋团三营一百多名女战士。此刻，她们正在县城各处忙个不停。有的在教群众唱革命歌曲，有的在向群众宣传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有的则穿梭在大街小巷里，忙着贴、写各种标语。在红军的宣传号召下，城里的百姓踊跃向红军捐衣捐粮。一时间，整个小城沸腾起来，好不热闹。
1937年1月12日，二马主力追踪而至，狡猾的马步芳以一部兵力佯攻临泽和倪家营子，而以主力马彪、马朴、韩起禄、韩三成四个骑兵旅，一个炮兵团，外加马德胜、马兆瑞等四个民团共二万余人绕过两地，一路叫嚣着“宁死一万人，不失一寸土。”的口号，直扑红五军驻守的高台城。当然，这里面也包含有敌人对红五军的特殊仇恨，这还要从五军的历史说起，早在1928年，董振堂在冯玉祥的西北军里任团长时，曾率部驻守在西宁，参与了一系列平定马仲英部“河煌事变”的军事行动，董的部队里有很多老兵当年都参与过对“青马”的战斗。
敌人大兵压境，董振堂闻讯后快速登上城头，平静地举起望远镜，只见远处的戈壁滩上黄尘滚滚，马家骑兵一队队，一排排从四处向高台涌来，有清一色的黑马团、白马团、红马团……，扑天盖地，场面甚是壮观，更远处还有上万步兵在沙地上蠕动着。西路军分驻三地，唯高台五军实力最弱，仅三千余人。照这阵势，孤军困守前景不妙，虽然董振堂早就预料到这般下去必与二马会有一搏，但没想到会如此之快。
要是现在手头里有几门炮该多好哇，至于炮弹嘛，几发就行。他是专业炮兵出身，这点距离，由他亲自瞄准，几发炮弹砸过去，必将炸得马匪人仰马翻，彻底将敌人嚣张的气焰打下去。可现在别说炮弹，就是手榴弹也没多少啊。
他放下望远镜，回过头去找机要参谋，他想向总指挥部发电请求增援。可是他失望了，机要参谋和电台都留在了临泽，受政委黄超控制。董振堂看了看随行的同志及城头上的战士，用一贯坚定的语气讲道：“同志们！高台是咱们红军西进的战略要地，我们要坚守每一处阵地，拖住敌人，赢得时间，敌人是从后面上来的，总指挥部不会不知道，主力一定会赶过来增援我们的！”
听了董军长的喊话，战士们信心十足，纷纷磨拳擦掌，赶修着工事。
董振堂回到指挥部，立即把守城任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