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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第二条道路，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际结局。其后果不但毁掉了希特勒扩大德国疆土的事业，而且使俾斯麦、腓特烈大帝，甚至狮子亨利等人的事业全付之东流。普鲁士王国这时已经从欧洲的政治地图上完全消失，欧洲德意志人的东方边界已经退到十二世纪初期他们活动的那条界线了。这些前所未有的有关人口和政治的大灾难，是希特勒执政所带来的讽刺性结果，但是这第二次、也是更大一次灾难的经济结果，对于德国人民追随希特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一种更具有讽刺性的报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可能料想，德国的经济状况会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远为严重。它的东方政治边界现在已经后移到奥得河…尼斯河一线。它所残剩的领土，现在已全部处于这次大战中战胜国的军事占领之下。它还被一道把世界分为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两部分的“铁幕”分割开。处于铁幕外面的西德，正在收容大量的难民。他们不仅来自当时已并入苏联和波兰的德国领土，而且也来自德国的苏军占领区，来自苏台德，来自东南欧。这一困境看来较之1918年后魏玛共和国的处境要严重得多。然而到了1955年，它却证明是西德赶上1871年到1914年间第二帝国经济繁荣的大好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历史将在本《概览》的另一卷中加以叙述。本卷仅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在这篇导论里，我们不得不探讨一下，两次大战之间的局势为德国人民的一个领导人所提供的进行侵略的机会，而这个领导人确实也具有抓住这种机会的天才和诡诈。这一机会的到来部分在于那幅两次大战之间欧洲的政治地图，部分则是由于两次大战之间希特勒对之抱有复仇意图的那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心理状态。
1919年到1921年间，解决欧洲领土问题的决策人如同1814年到1815年间他们的先辈那样，谋求同时达到两个判然不同的目的。他们也没有认识到——虽然历史家在事后是很容易看清楚的——他们为了达到其中一个目的所采取的措施，将妨碍另一个目的的实现。在这两次和平解决的办法中，目的之一是防止一个强大的侵略国家再次进行其统治世界的尝试，它是在受其威胁的邻国的共同努力下，经历了极大的困难，才被击败的。另一目的是，根据在一项原则指导下制订的一个前后一致的方案，重新绘制欧洲的政治地图——它上面的旧界标由于侵略者新近进行的征战已经消失了。第一回，不久前出现的侵略者是法国；第二回则是德国。第一回，战胜国的政治家们谋求实施的原则是“正统性”；第二回则是“民族自决”。“正统性”是指一个王朝在相当于（纵然不是完全相同于）它在1792年到1815年的战争前统治的领土上恢复其统治的权利。“民族自决”是指一个民族建立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权利，这个国家应包括本民族的全部或大部分国民，至于其他民族的人民则应限于最低规模。这两回，都忠实地遵循着指导原则，其真诚的信念是，这项原则本身是公平和正确的，因此有助于实现安定与和平。
因此，在这两回，这两个目的当时看来不仅是和谐一致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然而两回的结局表明，和平解决的设计师们制订的原则经受不了下一个重要历史过程中它将遇到的严峻考验。另一方面，指导原则在这两回中的失败给信赖这项原则的列强带来了灾难，因为这项原则的破产为侵略者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正统性”这一原则在1814…1815年和约签订后的五十五年中日益不得人心，从而使普鲁士和撒丁有机会肢解奥地利。“民族自决”这一原则在1919…1921年和约签订后的十八年中运用得不能令人满意，从而使德意志第三帝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有机会肢解法国。1919…1921年间在东欧实施的民族自决原则，在三十年代中被那里的新“极权主义”的思想意识成功地加以破坏，正如同王朝正统性的原则于1848…1871年间在意大利和德国被民族自决的思想意识成功地加以破坏一样。在这些新的形势下（缔造前述和平条约的人们没有预见到这种新形势），和约缔造人绘制的地图每一回都为新的侵略者所利用了。梅特涅把莱茵兰给了普鲁士，把热那亚给了撒丁，目的在于把这两个国家建成保卫哈布斯堡王朝的堡垒，以便防止法国未来可能发动的进攻，结果竟然牺牲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利益，而替俾斯麦和加富尔为实现德国人民和意大利人民的民族统一开辟了道路。1919…1921年和约的制订人授予西边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以及东边德国和俄国之间的一些小国（以前处于哈布斯堡帝国、霍亨索伦帝国和罗曼诺夫帝国统治下的一些小国）以独立主权，结果替希特勒铺平了道路，使他成为东欧以及几乎整个西欧的主宰。希特勒称霸的时期虽然不长，却有时间去做不可胜计的坏事。
虽然民族自决这项原则给了希特勒发动侵略的机会，这是1919…1921年间领土解决办法的制订者所未曾预见到、或许还是不可能预见到的；但是即使他们目光能看得较远，他们也不大可能根据任何其他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领土问题的解决，如果希望不只是窃贼之间的一项公约的话（例如希特勒和斯大林在1939年订立的公约，以及罗曼诺夫、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帝国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为瓜分波兰而订立的各项条约），就必须根据一项公认的、广泛赞同的原则来进行安排。1919…1921年和平条约的制订人如同1814…1815年的前辈一样，是一些有道义原则的人，虽然象那些前辈，诚然，象大多数其他政治家那样，遇到那些原则同本国的私利发生冲突时，他们便未能十分正直地贯彻他们的原则。在1919…1921年间，由于若干原因，民族自决的原则是势必要采纳的。根据1867年的奥匈妥协，哈布斯堡王朝下的一些民族被撇在或安排在附庸的地位，它们的不满就成为后来所进行的那场战争的根本原因之一。塞尔维亚人是一个遭到哈布斯堡王朝和毗邻的独立的塞尔维亚王国分割的民族。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引起欧洲火药库爆炸的火花，而使英国不可避免要介入这场战争的事件则是德国对比利时的入侵。比利时人民于1830年维护了他们的民族自决权利；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它的中立于1839年得到了欧洲所有大国的保证。因此在1919年，审慎和正义似乎都要求满足迄今尚未满足的民族愿望。而且，在把民族自决原则实施于东欧时，它必然使那里的政治地图发生彻底的变化。
1815年，东欧的政治地图是很简单的。这一广大地区从希腊的南端到芬兰的北端分别隶属于四大帝国——奥斯曼、哈布斯堡、罗曼诺夫以及霍亨索伦——的版图。自从1814…1815年第四次瓜分波兰和第四次瓜分威尼斯领地以来，这四个帝国有了共同的边界，边界线连绵不断，其间并无小国把它们分隔开来。在1815年，门的内哥罗是这一大片区域中唯一独立的小国。其后不久，以前曾是简单的东欧政治地图，由于奥斯曼帝国内东南欧的一些从属民族的渐次解放而开始分裂成一系列新兴的小国。到了1913年，奥斯曼帝国以前所辖的、阿德里亚堡以西和以北的领土都已经“巴尔干化”了。但是直到1918年，这一“巴尔干化”的过程才突然超越了以前被称为“土耳其欧洲部分”的范围，蔓延到了前哈布斯堡王朝的全境，并且在其北面蔓延到前霍亨索伦帝国的东缘以及前罗曼诺夫帝国的西缘，把芬兰也包括在内。这些强大帝国瓦解后建立起来的弱小国家所统辖的地区突然大规模地向北扩张，完全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结构，使这个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真空，而在过去一百多年内，几个大国在这个地区内是相互接壤的，并没有小国处在它们之间。这一结构上的改变为德国进行侵略提供了机会，如果德国落到一个冒险家的统治之下，而他又能看出这个机会并加以利用的话。
乍看之下，两次大战间的欧洲政治地图显示出，由于1919…1921年的领土解决措施，德国蒙受了重大损失。德国象俄国和业已覆灭的哈布斯堡王朝一样，对于东欧新建立的一些国家的领土也被迫提供了一部分。然而细看之下就能发现，由于这一新的安排，从长远来说德国有机会获得利益，因为这为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它最终能成为以前两大邻国对于这些继承国家所提供的领土以及它自身所提供的比较微小的领土的继承者。
德国具备这一可能性，因为1919…1921年的和约并未剥夺它的政治与军事力量的两大基础：它的工业潜力和它的中心位置。德国的工业潜力能使它将东面的一些新兴的小邻国置于控制之下，如果法国和英国一旦放弃或摆脱它们根据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自行承担起的防止德国的保证的话。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外，东欧的新兴国家在工业发展方面都是落后的。而德国所处的中心位置使它能将这些新兴国家同它们的天然盟国法国和英国隔绝开来，如果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设法在军事上再次控制了莱茵兰的话。1936年3月7日，德国未遇到西欧列强的抵抗就做到了这一点。从这时起，它再度拥有欧洲体系内中心大国和最强的工业大国的全部优势。
自从1516年西班牙王国通过查理五世一人同勃艮第王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达成政治统一以来，这一体系就一直在发挥作用。从那时直到著述本书的1955年，欧洲始终有一个主要大国不时地威胁着要向四面八方发动侵略，要把整个西方世界置于它的控制之下，而环绕着它也总有一些国家为了“遏制”这一主要侵略国，维护自身的独立这一共同目标，尽力彼此进行合作。虽然演员有所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