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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胜德国之日起，南斯拉夫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就日趋恶化。根本的原因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把自己看作是“民主阵营”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英勇先锋。确实，他们比苏联政府本身更迅速地表现出对西方的更大敌视。
但是，也存在着一些敌视的具体原因。英国于1944年12月对希腊共产党人所采取的行动，在贝尔格莱德引起了真正的惊慌，贝尔格莱德似乎认为，这“同样也是针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的。南斯拉夫要求取得的里雅斯特和奥地利的卡林西亚的一部分，引起了同西方国家的尖锐矛盾。这里我们只要提南斯拉夫人心目中的两点考虑就够了。第一，他们认为意大利曾给南斯拉夫带来很大的损害，因此应该迫使它作一些补偿。而南斯拉夫自己则因为受到战争破坏，没有力量支付赔款。通过割让的里雅斯特及其周围地区，它可以对南斯拉夫今后的经济发展提供极有价值的工业资源。第二，南斯拉夫认为奥地利人对待南斯拉夫人的残暴，不亚于德国人。奥地利不仅给德意志帝国提供了一个希特勒和一个卡尔滕布龙纳，而且还提供了两个在占领南斯拉夫方面居于领导职位的人物——诺伊巴赫尔和格莱斯…霍尔斯特瑙。在南斯拉夫人看来，盟国竟然会支持奥地利反对南斯拉夫是不可思议的。这些论点如果是通过外交途径并以外交语言提出来，本来也许能使西方政治家产生更深刻的印象。可是，南斯拉夫人却宁愿在报刊上讽刺挖苦，诋毁人家有邪恶的动机，辱骂，夸口，并以武力威胁，从而不必要地损害了自己的事业。
另外还有两点不满使南斯拉夫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搞得更坏。一个不满是关于那些被称为战犯的人的引渡问题。当傀儡的卖国贼已有不少被送回南斯拉夫，包括塞尔维亚的傀儡总理米兰·奈迪奇将军。可是，南斯拉夫对“叛国罪”和“战犯”这两个词汇的解释却比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法律概念所能容许的广泛得多。西方政府坚守自己的原则；南斯拉夫当局则把西方的行动看作是出于罪恶的反动动机；在那些终于漏网的人中间，有一些只要公开露面就会被群众视为犯罪分子。其中主要的一个是克罗地亚的卖国贼、屠杀群众的刽子手安特·帕韦利奇。他的漏网在南斯拉夫引起了真正的和广泛的愤怒。第二个不满是西方军用飞机在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飞行时经常穿越南斯拉夫领空。敏感的民族自尊心，在的里雅斯特和卡林西亚问题上的敌对情绪，以及一切共产党政府所共有的那种唯恐边境不安全的思想，这种种合在一起，就使南斯拉夫人认为这些飞行有着一种阴险的目的，可是事实上却没有这种目的。1946年8月9日，一架美国飞机被击落，机上人员全都丧命，从而使紧张关系达到了顶点。这一事件在美国引起愤怒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南斯拉夫经济之得以恢复，主要是靠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而向联总提供资金的，主要又是美国。同英国的关系，也经常由于南斯拉夫同奥地利英国占领区之间的边境线上发生事故而受到损害。英国士兵误入了或据称是误入了南斯拉夫领土不多几码路，就被关进南斯拉夫监狱，在很不舒适的条件下拘留几个星期或几个月，遭到侮辱，有的还遭到虐待。有一次，一个英国军官被南斯拉夫士兵枪杀了。
同苏联的关系从外表看来非常好。1945年3月签订南斯拉夫…苏联联盟条约。南斯拉夫发言人在联合国总是支持苏联的行动的。可是，在骨子里矛盾却在日趋发展。存在着严重的经济纠纷。苏联一些经济学家以轻蔑的口吻谈论南斯拉夫的工业化计划。苏联提出要组织一些南苏“合营公司”，类似于已设立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那种公司，在建议中还有一些南斯拉夫人所不能接受的要求。苏联出口到南斯拉夫的货物价格定得高，而从南斯拉夫进口的货物则价格定得低。苏联官员傲慢的态度和奢侈的生活方式引起了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南斯拉夫官员的反感。苏联的保安人员在南斯拉夫居民中，特别是在铁路人员中发展间谍。苏联政府硬要南斯拉夫人以非常高的价格接受大量苏联影片和书籍。贯串着所有这些行动的共同特性是对一个小盟国的傲慢和藐视，总括一句话就是“帝国主义”，这个名称，所有思想正确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以往一直是把它同资本主义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在实践中他们通常总是专门用它来描绘西欧人和德国人的。我们在前面提到过，苏联对南保关系的态度是令人害怕的。1948年2月卡德尔在莫斯科同保加利亚人商谈之后，莫洛托夫命令他签署一个已经拟好了的、规定南斯拉夫必须在一切对外政策问题上同苏联商量的文件。一个月之后，就开始了那一系列措词尖刻、终于导致共产党情报局的谴责的信件往返。
南苏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本章（第八章）一开头就谈到的那个问题。在解放战争过程中，铁托建立了他自己的民事和军事的国家机器。他下面那些新的军官们和行政官员们之有今日，都得归功于他。他们的忠心首先是向着他的。所有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国家机器都是由苏联“军事和政治专家”一手建立或在他们的主持监督下建立起来的。莫斯科可以有这样的选择：把铁托作为对等的一方同他合作，或者试图把他变成一个傀儡。如果平等相待，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将会证明是忠诚的同盟者。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不忠于苏联，他们也丝毫没有表现出同情西方的迹象。但是他们是不愿扮演傀儡角色的，他们对国家机器的有效控制使他们有可能成功地拒绝扮演这种角色。有一段时候，莫斯科似乎决定把他们作为同盟者相待。尽管当地的苏联代理人表现得骄傲自大，苏联的领导人却大谈友谊。1947年9月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大会上，有权有势的A·A·日丹诺夫允许南斯拉夫人尖锐地批评法国党和意大利党，他自己也表示支持南斯拉夫人，致使杜克洛和隆哥两位先生狼狈不堪。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莫斯科改变了态度。这可能是苏联共产党内部斗争或日丹诺夫势力下降的结果。到1948年3月，斯大林已决定支持他在南斯拉夫的最傲慢的代表，并使铁托丢脸。不过，丢脸的却是斯大林。
第九章 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游击队运动紧紧追随着南斯拉夫的游击队运动并直接受其影响。1945年在阿尔巴尼亚出现的革命政权同南斯拉夫的非常相象。
阿尔巴尼亚政权的“群众组织”是民主阵线，即原来的解放阵线在大战结束后所改的新名。同它的南斯拉夫样板一样，它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两个政权之间的一些差别，反映着阿尔巴尼亚在政治和社会发展上远为落后。在1939年被意大利征服之前，阿尔巴尼亚没有一个称得上政党的组织。有的至多是一些依附于某个地主或某个部落酋长的团体。民主阵线内包括一些非共产党的游击队领袖和教会人士——例如穆斯林贝克塔希修道院院长巴巴·法贾。1939年以前的政权的那些统治集团人物对该阵线一致抱敌视态度，因而它决心要搞掉他们。这些反对者中的许多人渡过亚得里亚海逃走了；其余的则被处决。决定性的一击是1945年8月的土地改革，这次土改分散了所有的大地产（估计这些大地产过去要占到全国为数不多的可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规定每户地产至多不得超过二十公顷，并在以后的几年中陆续把三十万公顷左右土地分配给六万农户。新政权的领导人，来自那些曾在法国、意大利或南斯拉夫大学里受过西方教育的为数很少的年轻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1939年前已是共产党人，更多的则是被苏联和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威望所吸引来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阿尔巴尼亚是微不足道的因素。新政权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职业革命家同农民的一种合伙关系，而阿尔巴尼亚的农民即使以巴尔干的标准来衡量也是特别落后和愚昧的。游击队运动对群众的吸引力是同上面所描述的南斯拉夫的情况类似的，一部分是出于爱国心，一部分是社会方面的。象它的南斯拉夫样板一样，阿尔巴尼亚的游击队运动答应给人们的前景是某种社会方面的“新政”，是经济现代化，以及不管什么社会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