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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近在本世纪初旧政权还在活动，但到了1939年，它就象埃及法老和古罗马凯撒政权一样寿终正寝了。在其鼎盛时期，它也很好地适应了一个文明社会的需要，因为那时它尚未同西方接触，因而还没有迫使自己经历工业革命的必要。它的主要制度是职业文官体制，经过竟争性的考试，从一批具有必要教育程度的士子中录取官员。对教育程度的要求虽然很高，但应考人员的范围颇广，所以能被录取而当官的人才也很可观。促使这些文官同心协作的是一种团结精神和一种当官的传统行为准则，以及千百年累积起来的大家都以此为依据的那一套“老经验”。他们统治的秘方在于避免管得过多。象在罗马帝国初期略带共和色彩的帝政那样，听任地方政府各自为政，中央政府派驻各省的代表拥有北京授与的广泛的便宜行事的权力，只要他们缴纳应交的赋税，在应付紧急事务方面不会束手无策。但除经常发生的水灾、饥馑和民变这三大灾祸外，也很少出现其他方面的事变。
此种配合良好的治政手段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是可以处理一些较为简单的问题的，但在中国忽然进入西方世界的社会机体，因而处于所引起的又新又动荡不定的情况下，它就不可避免地难以产生往常的结果，于是这种手段也就不再被人信任了。因此，1911年的革命把一个其历史可以追溯到纪元前第二世纪的体制扫除了。结果是，在人心动荡的1939年的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政权不得不在空前狂暴的恶浪搏斗，连一条支持他们先人浮沉在较平静的水面上的救生带也不可得。在这个革命的年代里，中国的任何政府所面临的都必然是令人棘手艰巨的行政工作。历史上的危急事件并不因为处理这类事件的传统手段已被抛弃而不再重演；如今由于战争以及由于同西方的交往而导致中国人民的经济、社会和精神生活中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因而更加重了这类危急事件的严重性。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是，灌输给长期来迄今还在受苦的中国人民大众的外国事物都是他们所不满意的，而这些又都是西方灌输者称之谓“神圣的”。正在生活越来越艰难的时候，希望却偏偏在中国升起了，此种介乎梦想和现实之间的愈来愈扩大的鸿沟，即便是最能干的政权也难以跨越。然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权比起它们所取代的古老政权来，却显得又粗鲁又拙劣。尽管它们彼此仇恨，它们都是自封为一党专政的翻版。当时在进行西方化不得法的其他国家里，以及在政治上比较落后的西方国家自己，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制度。虽然在中国，也象在俄国、土耳其、意大利和德国一样，此种政体也许可以设想为在它们所处的情况下的唯一的切实可行的体制，但肯定是不适合于一个正在为生存而进行斗争的伟大民族的需要的。
在这种令人忧心忡忡、苦思焦虑的情况下，中国过去的历史，对于任何尚未因追求西方技术而完全丢弃中国文史研究的中国人来说，无论如何还是能够提供鼓舞的。一位中国的文人学士可以思考：在比它自己的纪元年轻得多的一个纪元的第一千九百四十年，中国人民的人数已比在中国历史的漫长进程中的以前任何一个日子都更多了，中国的领土也更广大了；自从同以色列和希腊的诞生属于同时代的中国历史的黎明以来，中国——不象那两个天赋独厚但已垮掉的现代西方的先驱者——不仅能够设法生存下来，而且正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长，致使它在1939年成了所有现存的人类社会中人口最多和年岁最大的一个。尽管当前有着种种苦难，一个研究其人民历史的中国学者很可以充满信心地说，不论西方及其作用会发生怎样情况，“中华王国”将继续留在地图上。
日本在1939年是七大强国之一，它是在八十七年前才进入这一强国之林的。那时在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下，凡是非西方的社会都处于又困难又危险的境地，到那时为止，惟有日本和俄国依然还能控制局势，这是任何其他非西方社会所难以做到的。日本用同世界各地隔绝的办法以应付此种西方的冲击问题大约有二百五十年之后，便在1853…1854年间改变了这一政策。当时并不希望而又无法抗拒的由柏利准将率领的舰队到达了日本，这说明闭关主义是不顶用了，并说明了西方人那时所达到的熟练的技术水平，如果日本不把他们这一行的最新诀窍学到手，而且要学得快学得精，那末它将发现自己会再度听命于西方。
在日本历史的这一卓越篇章行将结束的时候访问过日本的西方观察家，对于日本所取得的物质成就，即便以西方的标难来衡量，也产生了强烈的印象，特别是如果他们是象本文作者在1929年那样取道印度和中国前往日本的话，其所得印象当更为强烈。但是，这第一个印象马上就被第二个印象所压倒。第二个印象也同样强烈：日本人取得物质上的卓越成就，是付出了可怕的、也许是高到吓人程度的心理代价的。日本的成年人，不论男女，亦不论属何阶级，看来都是心事重重，精神上象背着千斤重担。就内心舒坦而论，他们的境遇也许还不如一个吃不饱、穿不暖、栖身破屋的中国苦力或印度农民生活得那么愉快。
这些令人不堪折磨的个人忧虑的终极原因是日本人生活中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虽然不同于明治初年的文化革命，但却是和它同时发生的，而且至少是部分地由它所引起的。1873年，日本列岛的人口是三千一百万；到1939年已经增加到近七千三百万左右；而在1935…1940年间，仍以百分之五点六的净增率继续增长。这五年期间的增长百分比是惊人的，即便还不及1925…1930年那五年的高峰数字百分之七点九那么惊人。
这样大的人口压力是日本的严酷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梦魇。在早先的时代，日本人民向北扩张，挤出该群岛先前的阿伊努族居民，从而为它不断增长的人口找到出路。在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之交建立德川政权以前的四百年间，由于有经常发生而且破坏性愈来愈大的内战，他们的人口才没有增长；在德川政权的和平时期，他们通过其他的社会风俗习惯来控制人口；这种人为地把人口保持在不增不减状态曾经是德川制度其他一切的基础，是德川政权要把日本生活冻结二百五十年之久的企图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即使说这种企图只是取得了局部的而且是逐步减小的成功。明治维新意在用同样彻底控制之下的西方化过程来取代彻底控制下的闭关制度，新时代的政治家们在追求这一目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但他们未能保持住对人口增长的控制。先前对出生人数的抑制，由于文化变迁的潜移默化而随着从前习惯的废弃而消除，一个新的抑制——即对死亡人数的抑制——却由于现代西方卫生学成功地传入日本而起作用。人口增长失去了控制，因之到了1939年这一社会不幸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便变得那么缠扰不休，致使日本政治家们的治国之才迄今尚能设法保持的那种审时度势的主动自由，大有被剥夺以去之势。
人口按这样的幅度增长，对于处在任何情况下的任何国家，都会是个严重的难题；而明治时代的日本，情况更有几个特别不顺遂的特点。日本的天赋自然资源不论拿何种类型的经济来说都嫌贫乏。它的可耕地不及其面积的五分之一；森林覆盖的陡峭山峦不宜于放牧；矿产之贫乏又绝不亚于意大利。自然地理的这些无情事实，给它的食品生产和它利用本国资源无论为轻工业或重工业提供原材料的生产都设下了严格的、狭窄的界限。因此，新体制下人口的急剧增加使它有必要去找额外的土地，供它殖民和耕作，以排出过剩的人口，或者通过提高生产率，做到以日本制成品去购买外国食品和原料，为国内多余人口谋生计，从而避免移民出境的必要。但是这两种理论上说来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的前一种，在1939年事实上已无法考虑了。
本来，日本移民到加利福尼亚和新南威尔士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但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显得荒唐可笑的是，他们坚持奉行那个最后证明是站不住脚的闭关政策竟达两百多年之久。十七世纪初，日本人曾经是一个以航海为业的民族，当时他们在造船和航海方面的技术并不亚于西方国家。他们进行着横渡大洋的远程航行，他们有着象英国人和那些属于英国人后裔的人民一样的机会去发现并殖民于北美西海岸和澳大利亚东海岸。但到了1854年，这种机会已经错过了，而到了1939年，另一个办法，即发展其产品供出口的制造工业，也已证明是靠不住的。
当日本在十九业纪最后二十五年中进入西方经济生活圈子的时候，当时的西方化世界仍然处于国际贸易的比较自由的时代，市场也仍在扩大，因而日本还能够找到一条虽属平常但仍有利可图的生存之道，它制造消费品供应那些经济上落后、买不起西欧和北美工业所制高级产品的亚洲和非洲人民。但到了1939年，由于美国在内战以后以及德国在第二帝国建立以后实行保护性高关税而开始的世界经济气候的变化，已经达到了严重影响日本的程度。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夺来的市场已经以与当初夺取时的同样速度失去了；又由于1929年10月“华尔街大跌价”而降临世界的“经济暴风雪”摧毁了日本的国际贸易，并把日本政治命运的控制权从信奉“曼彻斯特学说”政治经济原理的那些人手里转移到另一派人手中，他们的纲领是要用刀劈开“戈尔迪之结”。
美国生丝大跌价对日本的打击特别沉重，因为在前此十年中美国对日本的生丝消费量不断增加，使日本农民因卖得好价钱而取得了意外收入，但也依然只是在艰难的生活挣扎中阖家得以勉强糊口而已。日本农业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