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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于戴高乐的态度和以往一样，比美国要友好。接着，在北非登陆前夕，盟国发觉自己似乎同时在支持两个不同方面的法国领袖，因而陷入了尴尬的处境。吉罗是美国人看中的最高军事领袖的候选人，大概也是在解放区掌握政权的候选人，戴高乐则是英国人看中的同样角色的候选人。分歧并不象公开表现出来的那样大。英美双方的主要兴趣都在于“火炬”计划的军事胜利，都准备采取最有助于促成这一目的的不论何种政治步骤。形势十分动荡不定，各方面都充满了误会，并且一切计划又全被达尔朗海军上将突然打乱了。
“火炬”计划不可避免的风险确实很大。假使法国人长时间地拼命抵抗登陆，那末军事后果只能是加强而不是削弱德国人。假使西班牙人采取敌对的态度，或者被迫同意德国军队和飞机通过西班牙，那就会对盟国的侧翼造成严重的威胁，以致向突尼斯的进军很可能中途停顿下来。整个战役实在是惊人的大胆——比盟国此后在欧洲的任何行动都大胆得多。不过，大胆总算得到了好结果。
“火炬”战役的准备工作使盟国的船舶紧张到了极点。在这个计划开始进行的时候，船只被潜艇击沉的情况几乎还没有被遏制住。英美海军力量不得不分布得非常开。“火炬”的计划人员很快就明白了，所有可以利用的战舰都需要用来保护“火炬”的运输船以及掩护登陆。这意味着9月间已经恢复的开往俄国的船队将不得不再次中断。9月初开往阿尔汉格尔的大船队因敌方袭击损失了十二艘船，可是二十七艘平安地抵达了。用来掩护这条航线的战舰不下于七十七艘。显然，在“火炬”的海上运输队需要海军保护的时候，不可能设法作出同样的安排。早在9月22日，丘吉尔就想通知斯大林，10月间开往俄国的船队将不得不延期，但是罗斯福觉得这种不受欢迎的消息不利于盟国和苏联的关系，可能还会造成严重的损害。于是决定不完全取消船队，而试行从冰岛派个别船只驶往俄国港口，不用护航。10月9日，他们把这个决定通知了斯大林。斯大林用不置可否的口吻回答了一句“谢谢”。在此后几周内，莫斯科顽石般的沉默使得丘吉尔很不安心。
沉默更使人感到为难，因为按照丘吉尔8月间对斯大林所作的承诺，英美政府已经开始谈判在俄国南部前线建立一支空军力量的问题。这件事进展缓慢，俄国人似乎在拖着脚步慢吞吞地走，尽管斯大林格勒战役此时正处于高潮之中。
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另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是开辟波斯湾的路线，以便把补给品运往苏联前线。丘吉尔8月间从莫斯科回国途中，就安排好让美国人接管波斯的铁路和港口设施。然而，过了几个月美国人员和设备才大批到达，并且直到1943年，波斯湾这条路线才开始运送很大一部分美国交给俄国的补给品。
英美希望他们所建议的在俄国南部建立一支空军力量以及发展波斯湾路线的努力，会减轻对俄国北部定期船队的中断所带来的打击。然而，在俄国人看来，这是要求他们以目前的、极其需要的援助来换取关于未来的许诺。“火炬”计划的登陆日期推迟到丘吉尔在莫斯科所定的日期以后，这可能也引起了俄国人一定的怀疑。不管是什么原因，俄国政府终于在1942年10月一反常态，在报纸上暗示西方盟国对苏联不忠实。
以下是标志着苏联对西方信心降低的一些主要事件。8月17日，即丘吉尔离开莫斯科的第二天，传来了突击队袭击第厄普的消息。许多俄国人起初认为等待已久的第二战场已经开始了。第二天的消息更使人受不了。撤退和重新上船似乎结束了从西方迅速获得援救的一切希望。
在俄国人看来，第二个令人寒心的体验是波兰军队的撤退。这支军队是用1939…1940年间收容的波兰战俘在俄国境内建立起来的。从1942年7月起，就开始进行谈判波兰人向中东撤退的问题了，但实际撤退则到8、9月才开始。在俄国人看来，这些波兰人就象老鼠不可避免地逃离一条正在下沉的船一般，因为当时斯大林格勒战役刚刚开始。
从8月的最后两周起，直到以后的9月和10月，斯大林格勒的险恶境况是每个俄国人都时刻担心的。人们很自然地和不可避免地对西方盟国越来越感到气愤，它们显然还是没有动静。这就是温德尔·威尔基关于第二战场的著名声明之所以受到欢迎的心理背景。威尔基正在作一次环球友好旅行。作为一个落选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的地位是特殊的。他在美国政府中没有职位，并不知道英美的计划。但是在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眼中，他的声明仍然具有半官方的重要性。在莫斯科，他被捧得很高，和斯大林谈了话，甚至有机会去参观一段平静的前线。离开苏联之前，1942年9月26日，他在莫斯科接见新闻记者时对他们说：“就我个人来说，我现在相信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军事领袖们同意的尽可能早的时刻，和英国一起在欧洲开辟真正的第二战场，来帮助他们（俄国人）。也许，我们的军事领袖中某些人需要一点公众的刺激。”
当然，这席话暴露了威尔基是多么不了解“火炬”计划。但是当时不仅俄国公众不知道那个正在准备中的计划，全世界的公众也同样不知道。威尔基的谈话立即被登载在几乎所有的盟国报纸的头版上，并被理解为（特别是在俄国）一种证明，英美只要愿意，就能够立即开辟第二战场。罗斯福对这件事异常恼火，丘吉尔也感到难以理解，一个重要的美国政治人物竟然可以以半官方的身分旅行，并且在对政府慎重考虑着的内部计划丝毫不了解的情况下发表公开谈话。斯大林也肯定被美国人这种奇怪的、不负责任的行径弄得迷惑不解。
威尔基这席话的实际影响是，加强了俄国和西方国家报纸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的叫嚷。这种激动一周后被斯大林本人进一步加强了。合众社驻莫斯科的代表亨利·卡西迪想出一个主意，用书信方式向斯大林提了三个问题：“在苏联对当前形势的估计中，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占有什么地位？”针对这个问题，斯大林答复道：“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主要的地位。”第二，“盟国对苏联的援助有效程度如何以及可能做些什么来扩大和改善这种援助？”斯大林的回答是：“……到目前为止，盟国对苏联的援助是不大有效的。为了扩大并改善这种援助，只需要做一件事：盟国完全并迅速地履行他们的义务。”当然，这是在“火炬”计划从10月延期到11月的消息刚刚通知斯大林后发生的事，但是对不知内情的公众来说，这种说法只能被理解为要求按照莫洛托夫5、6月份访问华盛顿和伦敦的公报中所说的那样开辟第二战场。卡西迪的第三个问题涉及苏联的抵抗能力，对此斯大林作了肯定的答复，但是没有就胜利作任何明确的预言。斯大林的话，如同威尔基的话一样，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响，并为无数明确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的记者提供了根据。
斯大林对卡西迪的答复所引起的激动还未平息，一场和英国的新争论又在苏联报纸上搞得沸沸扬扬。10月14日，莫洛托天发表了一项关于德国人在占领区所犯暴行的声明。在将近结尾处，他说：“苏联政府认为重要的是，应由一个特别国际法庭立即开审，对于在战争期间落入同希特勒德国作战的国家手中的任何法西斯德国的头目，处以最严厉的刑罚。”这只能是指鲁道夫·赫斯。五天后，《真理报》的一篇尖刻的社论证实了这一点。《真理报》声称，英国已经成为匪徒的庇护所，并指责英国政府不把赫斯当作战犯，而把他当作“另一个国家的代表”，使他享受着一切外交豁免权。此后的一周，审判赫斯的要求在苏联所有的报纸上大事渲染。这给俄国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德国人的憎恨心情已被煽动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除了赫斯这件事之外，一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著名阐述者尤金教授还于1942年10月28日发表了一篇公开演说。尤金声言，第二战场的拖延只能是由于政治原因，那些有势力的社会集团——受到一批冷酷的专为自己打算的资本家支持的阿斯特集团——正在对英国政府施加影响，使它拖延开辟第二战场，直到俄国即使不被击败，至少也已经遭到彻底削弱的时候。尤金甚至表示对丘吉尔的动机感到怀疑，他用赞同的口吻引用了一段谈话，大意是说丘吉尔认为和俄国结盟是一件讨厌但又必要的事。
这篇演讲直率地重复了人人皆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猜疑，由各报广为登载。它标志着俄国人对西方国家的友谊的最低点。同一天，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十一月口号》发表了，其中有一条口号又欢呼与英美的战斗同盟。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那天，斯大林照例发表讲话。他用相当缓和的语调谈到第二战场问题，他的讲话有几处表达了对西方盟国友好的地方。斯大林说：“一些事实和事态说明英…苏…美同盟之间日益增长的友谊，以及它们的联合已经成了一个团结一致的战斗联盟。”斯大林讲话的时候在北非登陆日期前不过两天。登陆的消息传到俄国时，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