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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团结内部，在军事上同红军密切合作，才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
蒋光鼐和蔡廷锴积极物色同共产党取得联系的中间人，最后选中了陈公培。
陈公培是湖南长沙人，1901年生，曾经改名吴明、无名。
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翌年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曾经两次参加东征战争和北伐战争，也一度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撤出南昌，转战到广东的潮汕地区。这时候，他脱离了共产党。他俩人看中他的就是这一点。陈公培曾经参加过共产党，对共产党了解，而且在共产党方面有很多老朋友。
于是，9月22日，陈公培携带着蒋光鼐的亲笔信，由福州秘密出发，坐船从海上到达厦门，绕了一个大弯，而后到达东方军的司令部，延平的王台。
彭德怀热情地招待了陈公培。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就把两张方桌合并在一起，用脸盆盛上猪肉、鸡、菜和米，满满放了六大盆。
当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陪着国民党十九路军的代表陈公培进来后，彭德怀歉意地说：“陈先生，没有好东西相待，仅此而已了。”
陈公培也毫不在意地说：“彭总太客气了。请总指挥尽快向中央汇报，我十九路军脱蒋联共，出自爱国之心。蒋、蔡司令官在淞沪抗战，众所周知。”
彭德怀诚恳地说：“我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赞赏贵军的行动。毛泽东主席曾以政府的名义发表过《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我们欢迎你们站在人民一边。”
陈公培客气地说：“我就静候贵党的佳音了。”
“我们马上就发报给中央。”彭德怀表示。
在独立房子的博古、张闻天、李德，接到了彭德怀从前线发来的电报。他们经过商议，感到对十九路军的详细情况还不十分了解，一时间拿不定注意。博古通知彭德怀，同意他同十九路军的代表接触，有情况随时电告。后来又听说彭德怀用脸盆招待十九路军的代表，有失雅观。去电还批评了他们的有些作法。
彭德怀接到临时中央的电报，积极同陈公培接触。时过不久，他又收到了博古的第二封电报。彭德怀将电报往桌上一拍，气愤地说：“前后两个电报，两种态度，朝令夕改。知识分子总是有他的歪道理，要我们‘耍一个滑头’，这么大的事情视同儿戏！”
滕代远也感到临时中央处理事情不够慎重。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前途命运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犹豫和虚假，更不能去投机。彭德怀拿起桌上的电报，抖了抖，说：“不诚心，如何同别人谈？”陈公培见短期内得不到结果，只好打道回福州。事后，毛泽东才知道，十分惋惜地说：“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争取十九路军站在抗战一边。
联合十九路军不仅能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还能扩大苏区，推动革命的进程。二十六路军在宁都暴动，对蒋介石打击就很大，这次十九路军反蒋，更是如此啊。“
远在福州的蒋光鼐和蔡廷锴处于诚心，第二次又派陈公培和他的秘书长徐名鸿，于10月下旬再次到苏区。
在瑞金的沙洲坝，毛泽东正伏在桌前整理《才溪乡调查》，刚安不久的军用电话铃响了。毛泽东停笔接电话。
“我是毛泽东，哦，博古同志……十九路军派来了陈公培、徐名鸿为谈判代表，什么？由政府出面谈判。好，还有周恩来、叶剑英参加。……嗯……潘健行为全权代表……我马上去。”
毛泽东放下电话，特地换上一套新衣服。
潘健行就是潘汉年，江苏宜兴人，1906年生，1925年加入共产党；曾参加过“五卅”反帝爱国运动。19岁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报《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并且担任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以后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中央特科第二科科长。1933年5月，因他的堂兄被逮捕，他自己的处境也十分危险，就化名潘健行到了苏区瑞金。他到瑞金后，担任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在特二科时，他就和徐名鸿相识。
在中央政府的一间大房里，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潘健行同陈公培、徐名鸿等人坐在一张长条桌旁。谈判很顺利，气氛也好。
一份《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传到徐名鸿手中。徐名鸿诚挚地说：“感谢贵党贵政府的真诚合作，协议很快达成。我回去后，向蒋光鼐将军、蔡廷锴将军传达各位将军的合作。”
毛泽东接过徐名鸿的话说：“我们对贵军联合共产党反蒋抗日，表示欢迎。在国难当头之际，蔡公与蒋公二位将军以民族大业为重，为广大民众所敬佩。抗日救国救民，才有出路。我们党愿意同一切反蒋抗日的社会团体联合起来。”
周恩来和毛泽东到独立房子向博古汇报谈判情况。张闻天、项英、李德也在座。周恩来汇报完后，问道：“明天，十九路军的代表就要回福建了，中央还有什么指示？”
博古认为他们是投机革命，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对他们不能抱希望。
毛泽东则认为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反日反蒋，是我们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鉴于目前的局势，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我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自动退却，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起到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之作用。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
恰好刘参谋进来，向他们报告。
“彭总从前线拍来电报。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以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
博古一听，大为恼火，他不敢当面批评毛泽东，就借题发挥。
“此建议，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依此建议，必定断送革命！”
此言以出，谁还敢多言，结果不欢而散。
十九路军的代表走了，带回去了一纸协议。由于临时中央还是左的一套，没有利用这一有利事件，坐失良机。
在抚州北路军总司令部里，蒋介石住处的门前有棵桔子树。虽是初冬时节，果实挂满枝头，甚是好看。整个对苏区的“围剿”，正按着蒋介石的布置进展顺利。今天，他的心情特别好，穿了件深兰色长衫，立在树前观看桔子。
顾祝同、蒋鼎文神色异常地进来。蒋介石一见他俩神色慌张，不由一怔，问道：“墨三、铭三，何事如此惊慌？”
顾祝同：“校长，福建的蒋光鼐、蔡廷锴已派陈公培前去同共产党联系，准备联共倒戈。”
蒋介石听后很震惊，脸色一下子变了。他心急如焚，在院中踱了几个来回，突然咽回快到口边的话，又不停地走起来。
顾、蒋望着这位显赫的领袖，不敢妄言。
蒋介石停在他的两位将军面前：“淞沪私自开战，给了我一个难看。这次又要在背后插一刀，实为十恶不赦。你们要密切注意福建的动向，阻止他们的行动，绝不能再出现宁都第二十六路军类似的情况！每日多派飞机侦察，并轮番轰炸‘匪区’。”
蒋介石回到住室，独自坐在那里，显得忧心忡忡。他一会儿拿起自编的《剿匪手本》看上几眼，一会儿又放下，兀自发呆。
早饭后，蒋介石一个人在室内徘徊不止，口中哼着歌，一上午都是如此。他的侍卫长走到住室窗户外，透过窗见蒋介石在高唱，忙离去。不多时，侍卫长找来了侍从室主任，俩人来到窗前偷视。
蒋介石想着福建发生的事，着实令他坐卧不安、食不甘味。此时，他举止失态。
侍卫长小声讲：“先生发神经了。”
侍从室主任：“走吧，小心挨克。”
这时，宋美龄健步走进院内，俩人见后，忙站在一边：“夫人好。”
宋美龄打过招呼，进了室内：“达令。”宋美龄娇滴滴地叫道。
蒋介石醒悟过来：“喔、夫人。何时到的，怎么也没招呼一声？”
宋美龄坐下撒娇地说：“我来看看你嘛。”
蒋介石移过一个老式电扇，调得稍慢一些对准她吹风。
翌日一早。蒋介石在花园式的住处，曲径通幽的道上散步，身后跟着侍卫长和侍从室主任。走了一段时间，蒋介石停下来。问：“有没有十九路军同‘赤匪’联系的情报？”
侍从室主任：“先生，没有。”
蒋介石吩咐他们：“一有这方面的情况，要立即送我。”
侍从室主任：“是！先生。”
蒋介石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如果他们不同共产党发生联系，一切都好解决。一旦共产党插手此事，那将变得复杂化，就难办了。”
他们在院内散步，宋美龄在屋内却从床下搜出一个小菜坛，上面有“宁波”字样，脸色不由大变，她又在床下搜寻，又搜出一坛，她气恼的提起两个小罐，不管三七二十一狠命地摔在屋正中。
蒋介石散步回来，刚好碰上。罐内的东西和破碎的瓦皮溅起弄脏了他的衣服。蒋介石刚要发火，当他看清被摔碎的是他家中原配夫人毛氏送来的宁波小菜时，倒先软了三分。
“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