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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直到2004年第四期《科普创作通讯》里，汪志仍在《论科学小说》一文中使用这个定义。姑且认为，这是他一以贯之的看法。这个概念有几个地方值得商榷。首先便是给“幻想”留了后门！当然有科学根据的推测和科学设想包括在内。在后面的补叙中，汪志说，科学小说可以“去预见和推测若干年后的科学技术发展成果。而这种预见和推测，像科学小说中的其它科学知识一样，都有着科学的依据，并不是任何人的臆想。
事实上，凡是属于前面介绍的”预言类科幻小说”，都已经满足了这个要求。更何况，科幻小说界最近也有向现实回归的倾向。而这里的”若干年“又是指多少年？三年？三十年还是三百年？能否设置一个年限，超过了它便是科幻小说，不超过便是科学小说？
当然，事实上不可能设定这个年限。所以，这个定义便缺乏可操作性。一篇小说，汪志可以将它归类为“科学小说”，其他人将它归为科幻小说。双方又都使用不同的概念，这样便失去了讨论的基础。
除“预测若干年”这个问题外，汪志还以思考是否严谨、科学性强不强作为标准，这也是缺乏可操作性的，因为它属于价值判断。属于个人观感。同一篇作品，张三看后可能会认为科学性很强，很严谨。李四看后会认为还差得远。
笔者在《科幻纵览总前言》的科幻定义中，给科幻小说下的便是一个可操作性的定义：翻开一篇小说，它确实有情节超过了作者当时的现实条件，这个情节又有科学上的解释，并且排除了超自然精神现象，这便是科幻小说。这种操作性的定义是最少引起歧意的。
笔者据此也为科学小说下个定义： 一篇小说的核心情节是由科学知识推动，并且绝没有哪怕一处情节超过了作者当时所处的现实，它便是科学小说。
另外，汪志将科学小说“又称‘科学’”，这个“后门”也不能留下。笔者在前面曾经严格地讨论过，科幻小说绝不能被视为“科学”。如果它老老实实地在文学田地上生长，它便能够与科学界作朋友，甚至能为科学传播作些贡献。至少能够双方相安无事。如果它越界进入科学界，试图把自己包装成“科学”，以换取更多的空间，它必然会被迎头痛击！科幻小说如是，科学小说也一样。因为世界上不存在既是文学又是科学的精神产品。
至于科学小说的艺术基础，汪志把握得非常好：实际上，不少科学知识的本身，都比那些神话要生动若干倍。（8页）科学世界是引人入胜的，许多形象是很美的，科学小说作者应当下功夫去发掘蕴藏在科学里面的趣味和美。（16页）
科幻小说和科学小说拥有同样的“源文化”——现代科学。所以，当代一些科幻作家、如绿杨、刘慈欣等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他们都反对在科学本身的趣味和美之外，另外添加“作料”于科幻小说中。而汪志在八十年代便已经达到了这个认识程度，足令人敬佩。
同时，汪志认为，科学小说的产生，完全是时代推动的结果。在“科学小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一节中，汪志列举了当代科技的主要发展，然后说，在这里单靠几千年的文学模式，已经可能束缚人们的手脚了。人们希望看到一个又一个能破土而出的文学新形式和新类别，哪怕她还有点嫩弱，但可以给人们带来新的信息和新时代泥土的芬芳。（22页）
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性的。但是，同样的论断也可以放在科幻小说头上。笔者以为，在这个大方向下面，还应该谈到一个更为具体的推动力，那就是在当今时代，拥有理工科知识背景，在科技部门工作的人，其绝对数量已经大大增加。远不是当年高高在上的、精英化的“高级知识分子”，而是社会大众的组成部分。如今每年都有数百万在校大学生。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是学习自然科学的，将来要到科研部门任职。所有这些人构成一个读者群，迫切需要一种直接反映其生活、工作现实的文学。而当今所有的文学门类，包括科幻小说，都未能满足他们的这一愿望。因为科幻小说并不以写现实科学为己任。偶尔有一两篇涉及到现实科学的，也不会迈过幻想与现实的门坎。
理论必须要有实践作基础。除了上面谈到的几篇实为科幻小说的作品外，汪志在《论科学小说》里，独具慧眼地介绍了一些真正的科学小说（是笔者也认同的科学小说）。这些作品在文学史上几乎毫无影响。如果不是列举在这里，几乎等同于湮灭。它们有：
陈华《学算术用算术的故事》，1966年四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描写高小水平的主人公回乡，将数学技能运用于生产实践的故事。《花坪探奇》，李侃、刘志敏著，新世纪出版社1987年出版。以花坪地区自然环境为描写对象。这两篇虽然很粗糙，时代局限性很大，但它们都有故事、有人物，而其驱动情节的动力是科学知识。
《李四光的故事》1978年12月由中国少儿出版社出版。杨世铎、房树民、郑延慧著。是传记类科学小说。其实，只要是以真实存在的科学家生平为题材，并且不属于报告文学，而是小说的作品，都可以归为科学小说。
在刘为民《科学与现代文学》一书中，有几篇小说，笔者认为也可以算作科学小说的前身。冰心的《去国》是其中一例。主人公朱英士在国外学成，选择报效祖国，却被蔽端从生的社会所排斥。在中国科幻史上，有两篇科幻小说与它题材类似：许地山于四十年代创作的《铁鱼底鳃》，迟书昌于五十年代创作的《科学怪人的奇想》。但《去国》是科学小说，而后两篇是科幻小说。其标准便是后面两篇作品中描写到的技术能力，已经超过了作者所处的时代。作者知其尚未可能而写之。
魏建功的《傻子们》，连载于1922年8月29至31日的《晨报副刊》。主人公“马大夫”回到被瘟疫袭击的故乡，要求大家洒消毒药、石灰水，提醒大家注意饮水。他的父亲病故后被他迅速火化，连带生活用品一并焚掉。这种处置方法在今天习以为常。而在小说背景所在的时代，马大夫便因此被乡邻称为“傻子”。这篇小说直接描写了科学传播在近代社会中的艰难历程。
《两孝子》（朴园著，发表于五四时代，具体时间与出处不详）不仅以科学为主题，甚至于以科学的科学——科学方法论为主题：两个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年，都面临长辈重病的问题。张纯冒着不孝的罪名，执意不请巫医，而请了医生。但母亲最终不治辞世。刘文受环境压力，请了巫医，但父亲的病确实好转了。“科学到底可靠不可靠？现实生活中的偶然性能不能代替思想认识上的科学性？”《科学与现代文学》253页。在科学方法论上写到这样的深度，《两孝子》确实很值得推崇。
同为叙事艺术，电影界当然也应该存在“科学电影”（不是科教电影）这么个门类。笔者在此也举上几例：汪志在《论科学小说》曾经感慨：四大发明诞生时，如果有文人在场，将过程写成小说多好。实际上，八十年代中国确实诞生了一部名叫《毕升》的电影。只不过年代久远，笔者对剧情已无记忆。
在笔者看过的“科学电影”中，2001年上演的《詹天佑》特别值得一提。该片由上海电影集团和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联合摄制。詹天佑以中国第一位铁路工程师而闻名。他的坚定支持者又是袁世凯。编导很容易把这样一部戏拍成反映政治斗争、或者体现民族精神的电影。然而，这部电影的主旋律却是科学。几大块情节：京张铁路、京汉铁路建筑等等，编导都制造了引人入胜的悬念。而这些悬念又都由于技术问题产生，拍摄内容又完全符合当时铁路工程技术的条件。
其中最令笔者佩服的，是在京汉铁路洞庭湖段的施工中，詹天佑与某外国工程师的斗法。这种情节很容易被处理成“华夷之争”，用来体现“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而编导却始终把双方矛盾限定在科学范围内：那个外国工程师的失败，是因为他不尊重科学。同时，影片中还特别设置了另外几个外国工程师角色，他们出于对科学的尊重而支持詹天佑的设计。这段情节的核心是一场施工方案辩论会，对白精彩纷呈，情节紧凑激烈，从电影叙述角度很成功。而其中包含的铁路工程技术知识，又毫无晦涩之感。《詹天佑》堪称“科学电影”的佳作。
除了科学人物，单个科学事件也可以成为科学电影的素材。美国电影《阿波罗十三号》被许多人视为科幻电影，甚至某些科幻杂志也辟出版面介绍它。大盖是因为这部电影描写了太空，又使用许多高科技特技的原因吧。其实，《阿波罗十三号》完全是根据宇航史上真实事件编写的。编导在制作过程中，严格遵守当时的技术条件，把它保持在现实范围内。它是一部典型的“科学电影”
以笔者所见，即使是科学小说、科学电影，也可以分两个层次。一是以真实人物、真实事件为素材的作品。笔者认为，这是科学小说或者科学电影的入门层次。因为真实历史毕竟大大束缚了创作的自由度。另外，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显示不出作者的实力：他毕竟有大量资料可供依靠。而完全超越史实，彻底虚构，而又不超越现实的科学小说、科学电影，是这个领域的高一层次。采用这种素材的，笔者只欣赏过一部名叫《超导》的电影。
八十年代末，几个科技大国曾经发生一场常温超导材料研究竞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超导材料的临界温度被反复提高。其中一个中国课题组有幸留下自己的名字。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峨眉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的《超导》，显然便受此事件的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