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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你甚至于没有用你的手提包揍他？”
“他真的很吓人，詹姆斯。”
邦德走到床头柜旁边，拿起他的烟盒和打火机，把打开的烟盒递给里夫克，里夫克摇摇头。邦德点燃了香烟，朝天花板喷出一道烟雾。
“这不符合他的性格，里夫克。”他坐在床脚，面对着她，想从这张美貌的脸上找出几分真话来。
“我知道，”她飞快地说，“我知道。但是我实在不敢单独留在我的房间里。你想象不出来他那副样子……”
“你也不是一朵一碰就会凋谢的花呀，里夫克。平常你是不会跑到最近的男性那里寻求保护的。那种回到穴居人时代的作法，正是像你这样的人最讨厌和瞧不起的。”
“我很抱歉，”她想要站起身来，她的怒气几乎可以用手触摸到。“我这就走，好让你安安静静呆在这里。我只不过是需要找个伴儿。这个所谓的小组里的其他人全都没法给别人做伴。”
邦德伸出手碰了碰她的肩膀，轻轻把她推回椅子里。“好啦，留下吧，里夫克。不过，请不要以为我是傻瓜。不管布拉德·蒂尔皮茨是烂醉如泥还是完全清醒，你只要眼睫毛朝他闪一闪，就能把他管住。”
“那可不一定。”
这种策略，可以上溯到伊甸园，那种最古老的手段。可是他又凭什么不同意？如果有个漂亮的姑娘半夜里跑到你的房间里要求保护——哪怕她完全能照顾好自己——她这么做只有一个原因。然而那是发生在真实世界里，不是在邦德和里夫克两人生活和工作的这个秘密和欺骗的迷宫里。
在秘密行动中，性仍然是一个关键因素，不过，它不再像过去一样被用来进行讹诈了，而是用来更微妙地增加压力，例如取得信任啦、设置陷阱啦，引入歧途啦。邦德认为，只要他牢记这一点，他就可以使局势变得对他有利。
他深深地吸了又一口烟，作出了至关重要的决定。里夫克·英格伯正单独呆在他的房间里，而他知道她真正是谁。在她作出任何其他行动之前，也许他最好还是把牌坚定地摊在桌上。
“两星期以前，里夫克，也许还不到两星期——我好像失去了所有的时间概念——当保拉告诉你我在赫尔辛基，你做了什么事没有？”
“保拉？”她看上去像是真正困惑不解的样子。“詹姆斯，我不知道……”
“你看，里夫克，”他向前侧过身，握住她的双手。“干我们这行的常常交一些古怪朋友，有时也结下了奇怪的仇人。我不想成为你的敌人，但是你是需要朋友的，亲爱的。你瞧，我知道你是谁。”
她的眉毛皱了起来，眼睛变得小心谨慎。“当然罗。我是里夫克·英格伯。我为摩萨德工作，是一个以色列公民。”
“你不认识保拉·韦克？”
她没有迟疑。“我见过她。是的，许久以前我和她相当熟。但是我已经有，哦，大约有三、四年没有看见她了。”
“那么，最近你没有和她来往？”邦德听见自己的声音，略微有点傲慢地说道，“你不是在赫尔辛基和她一起工作？你们没有约好在一起吃晚饭——就在你来马德拉岛和大家会见以前——后来保拉又取消了这个约会？”
“没有。”坦白，爽快，直截了当。
“甚至也没有用你的真名跟她约会？用安妮·塔迪尔这个名字？”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吐了出来，好像想把身体里的每一分空气都吐出来。“那是我想要忘记的一个名字。”
“我敢打赌。”
她迅速抽出了她的手。“好吧，詹姆斯。现在我想要一支烟了。”邦德给了她一支他的烟，为她点燃。她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让烟雾从她的嘴里涌出。“你好像知道很多，我应该让你告诉我这个故事，”她的声音是冷冰冰的，原来那种友好的、甚至打情骂俏的声调都荡然无存了。
邦德耸耸肩。“我只知道你是谁。我同时还认识保拉·韦克。她告诉我，她向你吐露说我们正要在赫尔辛基会面。我去了保拉的公寓。那里有两个耍刀子的能手在监视着她并且准备把我剁成一流的牛排。”
“我已经告诉过你，保拉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和我说过话了。除了知道我的旧名字以及相应地知道我是一名前党卫军军官的女儿以外，你还实实在在地知道些什么？”
邦德微笑了。“只知道你长得很美。关于你我什么也不知道，除了你所谓的那个旧名字。”
她点了点头，绷着脸，像戴着面具似的。“我也是这么估计的。好吧，詹姆斯·邦德先生，让我来告诉你全部故事，你就可以整理出一套确凿无疑的档案来。过后，我想我们两人最好想法弄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事——我是指发生在保拉家的事……我还想知道，保拉跟这一切有什么关系。”
“保拉的公寓被人捣毁了。昨天我在离开赫尔辛基以前去了那里。另外，在来这里的路上，我跟三台——也许是四台铲雪机发生了小小的争执。那些铲雪机摆明了要把我的绅宝汽车，连同坐在里面的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模样。
有个人不想让我来到这里，安妮·塔迪尔，或者里夫克·英格伯，不论哪个是你的真实姓名。”
里夫克皱起了眉头。“我的父亲曾经是——现在是——阿内·塔迪尔。
那是事实。你知道他的经历吗？”
“他曾在曼海姆的参谋部任职，后来接受了纳粹的任命，成了一名党卫军军官。勇敢、残忍无情，是个受通缉的战争罪犯。”
她点点头。“那部分经历我不太清楚，直到我十二岁左右才知道。”她轻声说道。但是邦德觉得她那坚定的语调是真诚的。“当我的父亲离开芬兰时，他带走了几个同僚军官和一些士兵。在那个时代，你知道，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随军人员的。在我的父亲离开拉普兰的那天，他向一位年轻的寡妇求婚。她出身世家，在拉普兰拥有大片地产，主要是森林。我的母亲有一部分拉普人血统。她接受了他的求婚，自愿跟他一起走，于是她自己也成了某种形式的随营人员。她所经历的恐怖是你无法相信的。”她摇摇头，仿佛她仍然很难同意她自己母亲的行为。塔迪尔在离开芬兰的第二天结了婚，他的妻子即始终留在他身边，直到第三帝国崩溃。他们后来又一同逃亡。
“我的第一个家在巴拉圭，”她告诉邦德。“我当然什么也不知道。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几乎从一开始，我就能说四种语言——芬兰语、西班牙语、德语和英语。我们住在森林里的一个有围墙的寨子里。我们在那里其实很舒服，但是有关我父亲的回忆却是很不愉快的。”
“告诉我吧，”邦德说道。他劝说她一点一点地讲出了实情。事实上，它是个老掉了牙的故事。塔迪尔既专制，又酗酒，既蛮横，又是个虐待狂。
“在我十岁的时候，我们逃走了——我母亲和我。我觉得那是一场游戏：
装扮成一个印第安孩子。我们是乘独木舟离开的，然后在某个瓜拉尼人的帮助下到了亚松森。我母亲成了一个十分悲伤的女人。我不知道她想了什么办法，但是她为她自己和我都弄到了护照，瑞典护照，以及一些津贴。我们乘飞机去了斯德哥尔摩，在那里住了六个月。我母亲天天去找芬兰大使馆，最后我们终于拿到了芬兰护照。头一年我的母亲一直住在赫尔辛基，办理离婚手续，要求为她失掉的土地——就在这里，在北极圈里——得到赔偿。我们住在赫尔辛基，我在这里才开始上学。也就是在这里，我遇见了保拉。我们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事情就是这样。”
“这样？”邦德重复道，他的眉毛耸了起来。
“唔，其余的事都是可以预料到的了。”
在上学的时候，里夫克开始知道有关她父亲的事情。“十四岁时，我知道了一切，我吓呆了。我的亲生父亲竟抛弃了他的祖国，加入党卫军，这使我感到十分厌恶。我想这成了一种摆脱不了的心态——一种情结。到我满了十五岁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就我自己的一生而言，我想要做什么了。”
邦德在审问时听见过许多自白。多年的经验会使你对它们产生一种感觉。里夫克的故事是真实的。对于这点，邦德愿意拿出钱来打赌，哪怕只是因为这个故事讲得很快，只有一些最必要的细节。那些藏在极其隐蔽的伪装下的人，往往对你讲得过分详细。
“报仇？”
“某种形式的报仇。不，这个字眼儿不正确。我的父亲跟希姆莱所谓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跟他们是一伙，他是一个被通缉的罪犯。我开始认为自己是属于那个在煤气室和集中营里失去了六百万个灵魂的种族的。有很多人说我做得太过分了，我只是想做点具体的事。”
“于是你成了一个犹太人？”
“我在二十岁生日那天去了以色列。我的母亲在两年以后死去了。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我离开赫尔辛基的那天。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我就开始了改变信仰的最初步骤。现在，我跟任何改变信仰的非犹太人一样，完完全全成了犹太人。在以色列，他们采用了所有想得到的办法阻拦我——但是我坚持下来了——他们甚至让我服兵役。然而正是服兵役使我终于成功了。”
现在，她的微笑充满了自豪。“扎米尔派人叫我去，亲自接见了我。当他们告诉我，他是摩萨德的指挥官兹维克·扎米尔上校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
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那时候，我已经是一名以色列公民了。后来我参加了摩萨德的特殊训练。我有了新的名字……”
“关于报仇呢，里夫克？你已经赎了罪，但是复仇呢？”
“复仇？”她的眼睛睁圆了。然后她皱起了眉毛，脸上闪过一丝焦灼。
“詹姆斯，你真的相信我，是不是？”
在邦德开口回答之前的两秒钟里，他在头脑里重温了一下事实。如果里夫克不是他所见过的最高明的欺骗能手，那么她就只能是他原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