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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即将破案，如果不是，可否借用一下。他说：此案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对外公开。他在行动日程表上找了一个公开接待的日子，为我们借用“左手”做出了安排。
我对那伙党徒说，我在劳得戴尔堡那里和一个女人玩在一起，她对我说，她的兄弟很有钱，还有一艘很漂亮的船。这位兄弟住在加利弗尼亚，但那艘船停泊在劳得戴尔堡的66号码头。她兄弟来的时候，她介绍了我。我们很谈得来。他让我见到了船长，并且说：欢迎我用他的船。因此，我要求借用一天。
大家都非常高兴。我们共有十几个人，包括勒菲蒂和116号的荷里得酒吧店里的一名招待。我们出去买了意大利冷切肉、面包、橄榄、腌渍食品以及配菜。女人们制作了三明治。冷冻箱里塞满了啤酒、红酒和苏打。东西都堆到车上，大家开往66号码头。
他们一看到船，个个都高兴得像发了疯似的，尤其是勒菲蒂，他为自己的伙伴能为大伙儿弄到船感到非常自豪。他说：“真他妈的漂亮船！多尼，你真棒，弄到这么一艘船。”大家上船的时候，一个个欢呼雀跃。
“你那位女人呢？”勒菲蒂问我，“你不是说那女人有个兄弟，她人呢？”
“她不能来。”
但是，我的确带来另外一个人。对于从事另一项破案工作的那位特工，我为了感谢他，我带了一名搞隐蔽工作的警察，让他跟这伙黑手党人混在一起。这位警察的化名是罗基。带罗基一道游玩，这样他以后在办案中若碰到歹徒还可能与他们拉上关系。
我们向海洋游弋。玩了一天，又吃又喝，大家玩得很痛快。有几个人还带了照相机，挺高兴地相互拍照。
然后我们返回，把船停在一个小码头旁边，又吃喝了一顿。大家说：“游艇这么大，真没见过！乘这样大的船，航行到巴拿马都没有问题！”
这天真是痛快。事后，我把ABSCAM行动以及船的事全都置于脑后。
勒菲蒂把他妻子露易斯带到了迈阿密。我和他们一道去雷鸟旅馆吃饭，然后观看表演。我们去得很晚，尽管我们紧催店老板，但我们还是坐到了舞台正中前面的一张桌子旁，因为那场子已经挤满了人。
一个喜剧演员登了台。我以为他是澳大利亚人。他开始对观众表演，对坐在靠近舞台的观众闹点玩笑一类的表演。很快，他就注意到了我们这一边。
勒菲蒂挥手要他离开，说：“别在这儿打扰我们。”
那位演员以为自己善于取笑，走到勒菲蒂面前，接二连三地说些俏皮话。
“我告诉你了，叫你拿着麦克风到那边去，”勒菲蒂边说边指着舞台的另一端。
那位演员还不肯罢休。突然间，勒菲蒂跑上舞台，从演员手里夺走麦克风，跑到了另一端，扔在地下，然后回到演员这里。“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你。”
勒菲蒂对我说：“如果这家伙再要到我们这儿，你就上去，把他妈的从舞台上拖下来。”
那演员到了那一边，但仍然对着我们说些讥讽话。观众都以为这一切是演出的一部分。
演出结束以后，勒菲蒂对我说：“去对那家伙说说，下次表演别往我们这儿来。”
我追上了那家伙，抓住了他的胳膊。“嘿，伙计，下次你可得注意一点。我们还要进来看，你就当作我们不在这儿，当作根本不知道我们。”
“你听着，”他一面说一面挣着要走，“我一向对观众就是这样，不能因为你们不喜欢就改变我的演出。”
我随手就给他肚子一拳，打得他东倒西歪，然后把他又拉了回来。
这时候，经理已经来到了我们这里。他问：“多尼，出了什么事？”
“你看清楚了，我们尽量叫他别惹我们。”
“是啊，我也一直在对他使眼色。真对不起。”
我放了那个家伙，第二天他被解雇了。
勒菲蒂收到新泽西那边一个老练党徒的电话，是“撒姆·普拉姆堡·迪卡瓦坎特”①的一个伙计，负责解雇了那个演员，对头天晚上发生的事表示歉意，并且邀请我们还到那个地方去，他当天晚上要设宴招待我们。
① 普拉姆堡：即Plumber，代号“堵漏”。
我们去赴宴，所有费用都由他掏腰包。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赔礼道歉。
“算了吧，”勒菲蒂说。“那家伙简直是个混帐。多尼已经教训了他一顿。”
在我搞隐蔽工作的初期，隐蔽特工查克曾经办理录音机和音乐会方面的案子。现在，查克在迈阿密办理银行案子，因为有些银行为哥伦比亚和古巴顾客用瞒汇漏税法在犯毒资金上打掩护。联邦调查局立此案代号为“班克舍尔斯”。歹徒们总是寻找各种方式瞒汇漏税。查克以为，我可以把布拿诺家族的人引进来。
我向勒菲蒂提到了这件事，向他建议：我们或许可以指派一些顾客进去，参与分利。他决定，我们应该打进去，要与背后策划人相会。查克不能和勒菲蒂直接见面，因为多年前，他在纽约市里曾以“作证”特工而不是隐蔽特工与勒菲蒂见过面。我们引进来尼古拉斯·J·罗尔特工。他曾在加利弗尼亚工作过，从联邦调查局退休以后一直就住在那里。他扮演的是搞大买卖的自由职业者，是一切活动的总后台，各银行之间的交易都由他来总负责。
我在无意中向勒菲蒂提到了尼克，我们那天在海上游弋正是乘了他的船，就是我认识的那个女人的兄弟。把一个有亲属关系的人带入伙，比单纯带一个普通人入伙，就会使我们这一伙的买卖更具有真实性。
我们接着就和尼克见面。勒菲蒂的印象中，尼克是个大款。他在基·比斯凯涅酒店请我们喝酒吃饭，还向勒菲蒂介绍了“托尼·佛南德斯”特工，把他作为各银行之间打交道的中间人。托尼和迈阿密一家银行的总裁一起工作，那位总裁是个古巴人，在他的银行里为贩毒钱财瞒汇漏税已陷得很深。
勒菲蒂想把银行里瞒汇漏税的业务与纽约取得联系。他还想走私可卡因买卖。在那个时间，你在哥伦比亚买一公斤可卡因要5，000…6，000美元，拿到纽约出售大概高达45，000美元。但是，勒菲蒂对毒品的态度是：什么中间人，去他的，不同任何人分利，我们自己干，自己得。多尼自己就能到哥伦比亚弄到货。他说：“我在纽约不需要任何人，多尼进去干，谁也搞不清他的买卖。”弄到了钱不同家族的人分利，要么使你发财，要么就使你掉脑袋，要么又发财又丢脑袋。由于我们打交道的人不是家族里的党徒，甚至还不是美国人，勒菲蒂认为值得冒险去干。
佛南德斯把这个建议转告了那个古巴人、银行家，说他要与纽约来的老练党徒勒菲蒂和我一起干买卖。银行家立即表示同意，并在他的银行里安排和我们见面，就细节问题进行讨论。
我和勒菲蒂与佛南德斯来到银行家的办公室。那位银行家却要讲西班牙语，因此佛南德斯就当了翻译。我们坐下来，开始就价格等问题进行细节上的讨论，以及买卖如何实施。那位银行家突然躲躲闪闪，对于毒品买卖的事一问三不知，也不知道瞒汇偷税的事。很显然，交易很难做成。对于这个家伙采取跳踢踏舞的态度，我和勒菲蒂很快就失去了耐心。我想查一查这个银行家，勒菲蒂想从可卡因上赚大钱。
我们走了。我们不知道那家伙为什么那么鬼。勒菲蒂是个很吓人的党徒，可能是他吓坏了对方。
其实吓坏了对方的不是勒菲蒂，而是我。后来，佛南德斯去问他出了什么事。那位银行家说：“我看多尼那双眼睛，简直就是个杀手的眼睛。如果在哥伦比亚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他回头来会砍我的脑袋。我不想同多尼那家伙打任何交道。”
勒菲蒂哈哈大笑。他说：“在党徒里，我是真正的杀手，可他却怕你。”
我们失去了在哥伦比亚的毒品联系，这对勒菲蒂来说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他对尼克说：“要找人同这个银行老板谈谈，对他说一说：你答应了的事怎么又反悔，白白浪费我们的时间。这哪里像意大利人干事的样子。”
一个隐蔽姓名叫托尼·罗西的特工，在佛罗里达设法打进赌博行业，因为那行业有可能使他接触到桑多·特拉弗坎特家族。特拉弗坎特在坦帕市活动了25年之久，是佛罗里达州黑手党最大的首领。他在哈瓦那开办过卡西诺赌场，一直办到卡斯特罗掌握了古巴政权。肯尼迪执政期间①，他因为同意参加中央情报局暗杀卡斯特罗的行动而名噪一时。
① 肯尼迪（Kennedy，John F，1917…1963）：美国第一35届总统（1961…1963就任），1963年遭暗杀。
罗西搞到了一份工作，即歹徒内为维护纪律而设的执法杀手，是个保护纸牌赌博的铁腕人物。干了几个星期以后，罗西和其督学员托尼·丹尼尔斯都认为：那种差使对于破案工作进展不够快。
托尼·坎特参与了罗西的工作，增加了在密尔沃克从事“木材行动”的经验。他们想到一个办法：开夜总会。利用夜总会作为行动场所，以此来打进特拉弗坎特家族。这个行动代号叫“冷水工程”。
办此案的特工有四名，他们和隐蔽特工进行联络。这四名特工是：吉姆·基尼、杰克·凯斯、比尔·加纳和迈克·朗斯福德。1979年的秋天，他们在帕斯科县的荷里得一带租了一家俱乐部，离坦帕市西北方向40英里，位于繁忙的美国19号公路上。这是一幢八角形大楼，围地有5公顷，一直是一个网球俱乐部，有六个网球场，他们称为第一流的网球俱乐部。
罗西被推为俱乐部的“主人”。因此，第一流的网球俱乐部无权从事卖酒的营业，这是私人的“饮酒俱乐部”，你交25美元就可以成为会员。人们自己带酒，收在酒吧后面的小锁柜里，各人用的器具自己付钱。
罗西和坎特雇用了：一名管理网球场的经理，几个酒吧招待员，女服务员，一名钢琴演奏员，还有一名俱乐部经理。谁也不知道这是联邦调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