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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党派，便成敌对，徐乾学看出明珠已呈不稳之势，而皇帝整饬政风的决心，在查办张氵并奖励陈紫芝一事上，表现得相当清楚，因而估量局面，断然作了打倒明珠的决定。
还有一个人可以利用：郭琇。 郭琇是他的同年，此时又成了长官与僚属，于公，他可以鼓励郭琇配合皇帝重整纪纲的决心，提出纠弹；在私，他想到有一套说法，可以打动郭琇的心。
这套说法是为汤斌报仇。汤斌受明珠和余国柱的迫害，是有目共睹的事，郭琇久怀不平，所以对徐乾学的话，格外容易人耳。而徐乾学又以汤斌有思于他的家乡，跟郭琇对汤斌怀有知遇之恩的立场是相同的；这样，郭琇便丝毫不觉得徐乾学所怂恿他的话，不是为了替汤斌报仇，而是以此因由，打倒明珠。
一夕密谈，徐乾学提供了许多关于明珠的内幕。有些话，跟李光地跟他所说的相同；有些则大相径庭，而比较之下，郭琇宁信徐乾学，不信李光地，因为李光地“卖友”这一重公案，真相渐渐揭露，使得郭琇对他的信心大失。
关起门来，一个人悄悄写好了一道严劾明珠的奏疏，正待呈递；却以太皇太后的崩逝，而搁置了下来。这位太皇太后是世祖的生母，当清兵初入关时，世祖只有七岁，多尔衮大权在握，颇为跋扈。幸亏这位太后跟多尔衮是从小一起被养在宫内的青梅竹马之交，苦心调护，才使得多尔衮不致萌生异志，篡位自立。
世祖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出天花不治而崩，得年只有二十四岁，留下四个皇子。当时由太皇太后主持，与“四辅政大臣”定议，以八岁的皇三子玄烨嗣位，即是当今皇帝。太皇太后的作此选择，是听从她的“教父”，来自日耳曼的天主教士汤若望的建议，因为玄烨已经出过天花，不会再遭遇大行皇帝那样的悲剧。
这时满清的天下未定，外有三藩的分茅裂土，破坏政令的统一；内有辅政大臣鳌拜的跋扈专擅，八岁的皇帝，全亏祖母教养护持，得以先诛鳌拜，后平三藩。祖孙之间的关系与感情，既与寻常人家不同；而皇帝的天性又特厚，所以对这位祖母的孝顺，不但在古今皇帝当中找不出来，就是上《陈情表》的李密，如果生在康熙年间，亦应自愧不女口。
当太皇太后病重时，皇帝亲制祝文，徒步到南郊的天坛上祭，祝文中吁恳上苍，减自己的寿算，为祖母延寿；太常寺的礼官宣读祝文时，皇帝涕泗交流，臣下无不感动。但人事已尽，天心难回，延到十二月中，七十五岁的太皇太后，终于薨在慈宁宫。
皇帝的悲痛可想而知，真叫“悲号无间”，想起来就哭，常常哭得昏厥或者咯血。大丧的仪典，当然格外隆重，除了皇帝自己割辫麻衣，在慈宁宫席地寝言以外，最初三天百官都住在宫内，每天早、午、晚三次，到慈宁宫哭临；第四天起，改为每天两次，官民在家斋宿。宫内外各寺庙庵观，无分日夜，撞钟三万杵，虔送大行太皇太后往生极乐。
一般的政务，当然都搁置了下来。这样过了二十七天，皇帝不肯释服。照多少年来的传统，大丧是以日代月；二十七个月缩为二十七天，至此期满。同时嫡孙为祖母服丧，只是“齐衰杖期”，期为一年，亦非父母之丧的“斩衰三年”。而皇帝下诏，定为三年之丧；哀和过重，妨碍国政，群臣交谏，国子监的太学生伏阙上书，请皇帝节哀顺礼。这才勉强把皇帝劝得脱御麻衣，换了素服；由慈宁宫回到乾清宫，不入正殿，在乾清宫东庑设榻暂住。
释服的第二天，皇帝御门听政；政务恢复正常，郭琇才能把弹劾明珠的奏折递了上去。
这天恰好是明珠的生日，国丧期间，“八音遏密”，不准演戏；同时也不宜举行正式的筵宴，但就是不拘形式的小叙，场面已经浩大非凡——明珠的府第在什刹海北岸，是京师有名的巨宅；这天车水马龙，冠盖相望，朝中叫得出名字的官员，几乎都到齐了。
“郭都老爷到！”
当司间的持着名帖，高唱传报时，明珠一时弄不明白，“哪位郭都老爷？”他问。
“江南道郭都老爷。”
江南道监察御史不是郭琇吗？明珠始而不信，从而大喜；他曾多次致意，想邀请郭琇一叙，郭琇始终拒绝，不想在这华堂春满，贺客盈门之际，有此大名士不速而至，在他真有些受宠若惊了。
于是明珠连声道：“请”，降阶亲迎。意气洋洋的郭琇，见了主人，长揖不拜；却故意伸手探袖，仿佛有什么文件要面递似地。
明珠喜动颜色，“足下今日兴致不浅，”他问，“莫非有寿诗见赐？”
“不是，不是！”郭琇一面说，一面从袖子里抽出一张纸来，递了过去。
满堂宾客，尽皆注目，都猜不透那张纸上写的什么？只见明珠读不多时，脸色大变，既惊且窘，自然也有怒意，而郭琇却是一脸诡秘的笑容。
“郭琇无礼！应该受罚。”他自己这样说，顺手取了一大杯酒，一饮而尽，大笑而去。
这是他有意折辱明珠，目的在激励朝士不畏惧权贵的风骨；因为他顾虑到弹劾明珠的奏疏一上，可能会交九卿会议，倘或畏惧威势，瑟缩不言，一片苦心，岂非付之东流？因此，特意出此当面投递弹章的举动，表示权相并不足畏。
这自是大煞风景之事，宾主都觉得万分尴尬；寿筵草草终场，贺客纷纷告辞，偌大场面，片刻之间，冰清鬼冷，明珠退入密室，立即召集心腹会议。都觉得郭琇的奏折，指明事实，十分厉害，可能会惹起不测的天威，当务之急，该去打听皇帝的态度。
皇帝浩叹终日，将郭琇的奏折，看了又看，反复思量，要弄清楚，他所参劾明珠的罪状，可有虚假？
郭琇的奏折中，刊明了“明珠与余国柱背公营私”的事实，计有八款：
一凡阁中票拟，俱由明珠指挥，轻重任意；余国柱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圣明时有诘责，漫无省议。即如陈紫芝之参劾张洪，内并请议处保举之人，上面谕九卿：“宜一体严处”，票拟竞不之及。
这一款是事实。皇帝清楚地记得，当时明珠的复奏，并未提到保举张洴的人；等到自己当面追究，才提出侍郎王遵训等人，保举张氵并不当，一体革职。
一明珠凡奉谕旨，或称其贤，则向彼曰：“由我力荐。”或称其不善，则向彼曰：“上意不测，吾当从容援救。”且任意增添，以示思立威，因而要结群心，挟取货贿。至每日奏事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及腹心拱立以待，密语移时，上意无不宣露，部院衙门稍有关系之事，必请命而行。
这更是事实。向汤斌索贿，说江苏蠲赋，出于明珠的力量，就是天大的谎话。以此例彼，则窥测意旨，以示思立威，当然是可信的事。至于明珠每天出乾清宫，有许多官员等候在中左门，这是皇帝早就知道的事；原以为他是在公事上有所交代，此刻经郭琇说破，皇帝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利用他所预闻的机密，作出卖风云雷雨、招纳权贿的勾当。
皇帝再往下看，郭琇写的是明珠及其党羽，卖官鬻缺的事实：一明珠结连党羽，满洲则佛伦、格斯特，及其族侄如拉塔、锡珠等；汉人之总汇者为余国柱。结为死党、寄以腹心，凡会仪、会推，皆佛伦、格斯特等把持，而国柱更为之囊橐，惟命是听。
一督、抚、藩、大出缺，余国柱等无不辗转贩鬻，必索至满欲而后止。是以督抚等官，遇事剥削，小民柔困，遭遇圣主，爱民如子，而民间犹有未沾足者，皆倩官搜索，以奉私门之所致也。
看到这一款，皇帝不止是生气，而且痛心：“民为邦本”，他即位以来，最重视的就是爱民，民心驯服，乃是天下能够大定的唯一原因，而明珠了解他的苦心，却折消他的德意，以致百姓受惠“犹有未沾足”的。照他这样的做法，只要一脱自己的约束，必定横征暴敛。搞的民怨沸腾，终于萌生乱源。由此看来，明珠真是贼臣？
就这转念间，皇帝已有了决定，但处置轻重，还要再看一看其他的罪状：
一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之时，应升学道之人，率往论价；九卿选择时，公然承风，缺皆预定。由是学道皆多端取贿，士风文教，周之大坏。
一靳辅与明珠、余国柱，交相勾结，每年康费河银，大半分肥，所提用河官，多出指示，是以极力庇护。当下河初议开时，披以为必委任靳辅，欣然欲行，九卿亦无异词。及上另欲要人。则以于成龙方沐圣眷。必当上旨；而成龙官上臬司，不可以统摄，于是议题奏仍属靳辅，此时未有阻挠议也。及靳辅张大其事，与成龙议不合，始一力阻挠，议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
这一款引起皇帝绝大的警惕。他回想康熙二十四年南巡视察河工时，开下河一事，要由安徽臬司于成龙总其成，而归靳辅节制，确是出于明珠的建议。当时还觉得他的话极有道理，谁知暗中另有这样的内幕。自己是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他的傀橱；看来做皇帝要虚己以听，求得一个“明”字，实在甚难。如果再有成见横亘胸中，则耳目所及，无一而非伪饰蒙蔽，从今以后，岂可不格外谨慎？
因此，他对郭琇的奏折，看得更加仔细，每一个字都不肯轻易放过：
一科道有内升及出差者，明珠、余国柱率皆居功要索。至于考选科道，既与之大约，凡有本章，必须先行请问。由是言官皆受其牵制。
一明珠自知罪戾，见人辄用柔言甘语，百计款曲而阴行螫害，意阴谋险；最畏者言官，恐发其奸状。常佛伦为总究时，见御史李时谦累奏称旨；御史吴霁方颇有参劾，即令借事排陷，闻者骇惧。
看到这里，皇帝放下奏折，深深点头，在灯下自语：“若要天下太平，实非广开言路，培养有风骨的言官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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