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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回报，道士郭行真也成了高宗的出气筒。他可能进宫后真的没做什么吧，下狱的罪名很奇怪，说他把佛经糅杂到了道经里面，于是就祸乱百姓了。郭行真开始不认，很是吃了些苦头，“法官拷挞，苦楚方承。”判处长流爱州（今越南清化，褚遂良流放致死之地），家产充公，一众门生弟子也受到牵连。在三教合流、彼此“借鉴”以争取信徒的时候，想出这种罪名，高宗也够可以的。这就是法制太健全的麻烦，要惩治个看不顺眼的人得想半天罪名，还得考虑是否合理。神仙打仗，凡人遭殃，上官仪和郭行真这对难友，就成了帝后争锋打架时摔坏的坛坛罐罐。不过，上官仪是满门抄斩，郭行真只是长流，算起来还是武后猛一点。
由不得想到向高宗告发武后的宦官王伏胜，后宫历来是皇后统率，就连皇帝身边也全都是皇后的眼线，王伏胜何以会向高宗告发皇后？或者……他本来就是皇帝派去监控皇后的吧。虽然是患难夫妻，虽然信任到让她帮忙打理政事，但还是会有怀疑，会有不满，会有摩擦，甚至想过要废后。而武后当然是任何时候都不放心要监控老公的，毕竟，她的身家性命都掌握在他的手里，而他的身边，从来都有另外的女人。
仍然相信，李治一直是爱武后的，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已经明了她可能会不利于李唐皇室的时候，这种爱和信任也没有完全消失。纵观李治不算短暂的一生，我们难以发现他对于其他任何人，包括他的父母和子女在内，有过这样强烈而持久的爱。然而即使如此，他依然会不放心，会派人监控，这是生于帝王家的无奈，还是人类的共同悲哀？
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
＇6＇《隋唐嘉话》
（本节未完待续）
武后的长子李弘4岁即被封为太子，深为高宗所钟爱，8岁即首次受命监国，至麟德元年已有3次监国理政的经历，仁孝英果，处事得体，是高宗心目中的理想接班人。武后母以子贵，并无大过，以高宗犹疑多变的性格，听了武后的一番申诉打消废后计划并不奇怪，——出尔反尔的事情他干的可不止这一桩，然而事情的发展依然超出了每个人的预料。高宗的诏书虽然没有付诸实行，武后却惊出了一身冷汗。自从永徽六年她被立为皇后以来，一直顺风顺水，不停地承恩生子，更受托处理政事，自以为大权在握，天下事皆在掌控中，这起未遂的废后事件便如当头一棒，让她整个人都清醒过来，原来皇后的尊荣也不过是镜花水月，在帝王的心念一转之间便会化成泡沫。这一认知极大地刺激了武媚，原来被视为人臣巅峰的后位依然没有制度上的保障，依然不能给她带来安全感。因此，她开始不满足于安分守己地作一个皇后，而是以攻为守，以不间断的进攻来攫取更大的权力，保护自己拥有的一切，而在这一过程中，又萌生了不可遏止的权力欲。这样的性格，其实很少有。一般人在发现自己的逾矩惹恼皇帝差点带来杀身之祸后，反应恐怕都是惶惧不安，从此韬光养晦，小心做人，便如玩火不小心烧到手指的小孩，下次总会小心翼翼地避开危险。在认识到了帝王的权威才是左右一切的力量之后，不仅不知道害怕，反而生出异常强烈的渴望和攫夺之心，正是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奇特个性，使武曌这一不可思议的人物的诞生成为可能。＇7＇后位既然并不稳固，她便要求比皇后更大的权力和保障，这样一来，等待她的必然是通向女皇之路。
这是自杀女夺嫡以来，武后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转变。其一、她认清了一切权力和尊荣均来自于皇帝，竭尽全力地维持帝王的恩宠不衰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武后的独占欲空前加强，凡是和李治过于亲近的人物都受到严密监控，必要时不惜加以铲除，以确保自己对李治的绝对影响力。——长孙无忌犯过的错误，她绝不会再犯。这并不太容易，人说只有千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只因做贼的可以随时乘隙而动，防贼的却需要二十四小时瞪大眼睛，保持警惕。然而武后的确是个异类，她真的可以做到随时随地如影随形，紧跟到底，绝不言累，事无大小，必定参与。想想她七八十岁才做女皇，我外婆在她那个年纪就算跟我说话都会不知不觉地睡着，而武后却能日理万机依然事事亲历亲为连太学生请假都要管，她年轻时精力过剩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也就不难想见了。到最后做贼的都累了，防贼的依然神采奕奕，目光炯炯。遇到这种老婆，恐怕任何男子都只能该拜下风。其二、麟德事件也让她意识到男子的善变和帝王恩情的脆弱易断。如果说杀女夺嫡让她变得心狠手辣，养成了不惜一切代价务求达到目的的习惯，麟德事件便将怜悯、信任和恩情等等字眼从她的字典里彻底抹去，成为一具彻头彻尾的政治机器。在铲除长孙集团的过程中，武后的手段虽然令人胆寒，但对于李义府、许敬宗等支持她的人还存留着一丝温情，说得上有恩必报，而麟德之后她和朝臣的关系就只能用利用和算计来形容，无论是助她夺得帝位的裴炎和程务挺，还是帮她坐稳天下的来俊臣等酷吏，均是利用完了就杀，再也没有什么念其旧恩的顾虑。对于武后来说，世人可以简单的归为两类，一种是可以利用的，一种是不可以利用的，前者是活人，后者是死人，或者是她即将要处死的人。君臣关系开始由互相信任的所谓鱼水之情，变得小心翼翼，充满了试探和怀疑。这样的转变，素来为人所指责，然而不幸的是，武后正是凭借这样的手段登临帝位，牢固地掌握天下近二十年，而玄宗对李林甫、杨国忠和安禄山的过度信任却令得大唐盛世差点毁于一旦，是耶非耶，谁能说得清呢？
既然两次攻击均来自于外朝，武后再也不满足于仅仅呆在深宫之中，要求走上前台参与监控皇帝和朝臣的谈话，确保没有丝毫潜在的危机存在。或者是为了向妻儿保证自己不会再起二心，或者长久的依赖已让高宗不知如何拒绝妻子，他竟然答应了武后的请求。早在永徽年间废后之战激烈之时，武后就曾在高宗的默许下偷听他和众位辅政大臣的交谈，如今得以制度化。高宗每次上朝，皇后必定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唐代常用“圣人”指代帝王，帝后临朝，共决国事的局面正式形成，史称二圣临朝。北朝素有主妇当家的传统，前朝隋文帝的独孤皇后首开皇后参政揽权的先河，每次文帝上朝，独孤皇后必同辇陪随，及阁而止，令宦官侍立于文帝身旁，大小动静，随时传报。文帝退朝，皇后必定亲迎，车驾同返，共商政事，时有二圣之称。高宗之所以会答应武后的请求，时人也不以为非，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风气使然。纵然如此，皇后公然走上前台垂帘听政，也说得上史无前例了，武后的地位和权势得到了进一步增长。
然而，通鉴说从此之后高宗成为傀儡，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却未免太过夸张，也与事实不符。武后的心腹李义府并未因此还京，两年后帝后泰山封禅，李义府精心炮制了一篇贺文，希望能挽回上意，过两天圣旨下来，大赦天下，唯独长流人不赦，李义府激愤之下，死于当地。如果武后真如司马光所说那么大权在握，又岂会坐视？从麟德元年之后的官吏升迁来看，也很难看出武后的势力有明显增长。两位重量级人物开始步入大唐权力中心。名将刘仁轨被拜为宰相，他是李义府的死对头，当然不是武后的人。曾经因为议论武后不堪为后而被贬西域的裴行俭则被提升为安西大都护，手握重兵，治地万里，成为大唐的擎天支柱。名将苏定方从辽东战场上退下来以后，认为世上唯有裴行俭可传其兵法，于是收裴行俭为弟子，尽传其所学。名师出高徒，裴行俭不负所望，自己学成出师不说，还为苏定方调教出一众出色的徒子徒孙，经裴行俭点拨培养成才的部将有抗击突厥的名将王方翼、程务挺，一生连败突厥默啜可汗和吐蕃战神论钦陵、号称名将杀手的黑齿常之，日后发动神龙宫变重复李唐社稷的御林军首领李多祚等人，全是初唐史上声名赫赫、翻云覆雨的人物，所荐贤才后来官至刺史、将军的更达数十人之多。安西大都护府简直成了大唐的名将培训基地。裴行俭文武双全，高宗极为倚重，“卿文武兼资，今故授卿二职。”在高宗的信任下，裴行俭又以吏部侍郎的身份，主持改革大唐的文官铨选制度，确定了以“身、言、书、判”来选官的四条考核标准：一曰身，谓体貌丰伟，指官员举止优雅，合乎礼节。二曰言，言辞辩正。要求能言善辩，理能服众。三曰书，楷法遒美，专指书法优美兼字迹清楚。四曰判，文理优长，要求官吏有较高写作能力，民事裁决时说理清楚，援引法律条文精辟准确。裴行俭主持吏部典选十余年，甚有能名，与李敬玄一起为世所重，时人称为裴、李。而他的赫赫战功可与刘仁轨比肩，提到唐代儒将，必然首推裴、刘。裴行俭才兼文武，出将入相，深为武后所忌，武后当政之后，裴行俭成为她重点打压的人物之一。现在有学者为了说明麟德元年后武后已经大权在握，视高宗如傀儡，因此地位稳固，不必连杀儿子，就连刘仁轨和裴行俭的升迁，也被说成是武后宽宏大量，任人唯贤的标志，实在有些表错情了。此外，受上官仪事件而罢相的刘祥道也并没有丧失其政治影响力，高宗泰山封禅，武后以皇后的身份代表后妃为终献，刘祥道则作为公卿的代表为终献，事后又进爵广平郡公。如果不是刘祥道早死，恐怕也是武后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由上所述，与其说上官仪事件后武则天与高宗二圣临朝便标志着武后的权力就已超逾高宗，天子拱手，毋宁说这是高宗向天下臣民认可了武后参政议政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