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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内郊区太原，几乎有一千平民死伤，棺材堆置在街角上。白太肺结核医院被夷为平地。白梅医院也是如此，医生从废墟里把病人背出来。一家药房被炸毁。一个炸弹落在一所战俘营里——此事激怒了尼克松，据报道说，他责骂北越人不该把战俘安置在导弹会落下来的地方。波兰货船约瑟夫·康拉德号被炸沉在河内港口内，炸死水手三人；还炸坏了一艘俄国船和一艘中国船。为这些违法行为道歉的国务院人员都非常生气。一位美国外交官忧郁地说：“照这样干下去，到圣诞节前夜我们该去炸河内的天主教堂了。”
实际上，尼克松宣布圣诞节前后停战36小时，但是这段时间一过，死神又光临了。墙上依旧有北越人用白垩写的：“我们要替被美国人屠杀的同胞报仇”和“尼克松，你必须偿还这笔血债”。这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示而已。白宫远在7000英里外，最后一批美国地面部队不久便将撤离印度支那了。北越惟一可以用来抵制暴行的人质是被他们抓住的美国飞行员。在这次闪电轰炸之前七年内，B－52出动过10万架次，被敌人炮火击落的仅一架。而现在河内已拥有世界最强大的高射炮防空能力，仅在1972年的最后这两个星期内，他们的愤怒的炮火便击落了16架这种空中无畏战舰，一架就值1500万元。更重要的是，98名飞行员被俘。美国在东京湾地区上空的猛烈轰炸，增加了在巴黎的赌注。无论基辛格还是黎德寿，他们身上的压力都更大了。
另外还出现了一些和平的因素。尼克松（这还不是最后一次）错误地判断了公众在道义上愤慨的限度。詹姆斯·赖斯顿把大规模轰炸称做“抽风的战争”。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威廉·萨克斯比原曾支持尼克松的越南政策，现在也出来反对，说他“作为一个美国人”感到不安，并且认为他的同胞都会有“同感”。在欧洲，反应更为尖锐。伦敦的《每日镜报》说：“美国恢复轰炸北越，引起全世界的反感。”在巴黎，《世界报》把这次空中进攻比做纳粹在西班牙内战时夷平格尔尼卡的罪行。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更不留情，把它与德国灭绝犹太人的行为相比。这激怒了美国政府，它把瑞典大使召来提抗议，但是所有西方国家的政府，反应都几乎同样强烈。
如果说华盛顿低估了盟国的不满情绪的话，河内则是高估了共产党世界的愤怒程度。莫斯科和北京的评论都是敷衍了事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苏联50周年国庆的讲话中，对于B－52的轰炸的态度真是再温和不过了，他还很显眼地派他的孩子们参加美国大使馆的招待会，去与特里西娅·尼克松·考克斯和她的丈夫相见。俄国人与中国人都力劝北越人同美国人取得谅解。美国已失去了反对“解放战争”的热情，苏联和中国对这些战争的支持也不如从前热心了。与其说是轰炸，也许反倒不如说是这一原因，使河内发出了要求重新会谈的紧急信号。12月30日，白宫宣布暂停轰炸，再度安排基辛格和黎德寿在1月8日会谈。阮文绍派了两名外交官到华盛顿，扬言要反对任何不符合他的要求的条约，此时，尼克松的反应是派出亚历山大·黑格将军带了一封致阮文绍的信前去西贡，内容实际是要他免开尊口，这一点已足以表明美国谋求解决问题的决心了。
基辛格随即挟着装有新建议的公事包奔波于巴黎和比斯开湾之间。1月底，当两个谈判者在42个月中举行第24轮会谈时，他们终于取得了突破。大家原估计将还需两天的讨价还价，但是最后的谅解仅在四小时内便达成了。在巴黎古老的美琪饭店墙上挂着丝绒的大会议厅里，宣告了战争的正式结束；华盛顿、河内和西贡同时广播了这一消息（基辛格说，光是完成那一套程序，“便使我们大家都老了几岁”）。尼克松总统带领全国做祷告，大力赞扬“在各国历史上最无私的事业之一中”在越南服役的250万美国人。他宣称，他取得了“光荣的和平”。
但光荣二字实在无从说起。基辛格很明白这一点。在向报界发表的经过深思的简单谈话中，他说：“到现在，看来已很清楚，在这场战争中，谁也不能说只有他痛苦霸气 书库 Jar电子书下载乐园＋ＱiＳuu。Ｃom，或者说只有他最有远见。”他根本没提什么光荣，或英勇，或荣誉或任何其他与这场冲突毫不相干的有关武功的辞藻。他说：“在医治印度支那的创伤的同时，我们可以着手医治美国的创伤。”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因为那正是当时美国的问题。美国在阵亡大约4。6万人、受伤30万人和花费了1100亿元之后，作为战争的直接结果，他们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国内问题，一种精神上的沉疴。在麦克卢汉式的全球村【加拿大作家，由于电视的发达，他称世界是个小村庄。——译者】里，要使一个遥远的国度成为废墟，而又不使美国遭受严重创伤，那是不可能的事。除去人力物力的损失以外，受伤的还有：美国公众对总统职位的尊重，因为它使美国进入了这场战争；美国公众对国会的尊重，因为它曾继续不断为这场战争拨出巨额款项；美国公众对法院的尊重，因为它没有裁决这场战争为不合宪法；美国公众对民主制度本身的尊重，因为，事实证明在影响决策者方面，它实际不起作用，因而已经堕落成街头的混乱了。赖斯顿就停火一事写道：“由于这场战争的影响，美国人对权威的尊重已是一落千丈了，这不仅包括对政府行政权威的尊重，而且包括对学校、大学、报界、教会，甚至家庭的权威的尊重……美国生活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这些变化现在还没有为人所理解，或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这变化是前所未有的，重要的，也或许将永远持续下去。”
在停战的一周内，麦迪逊广场花园发生了一场丢人的争吵，争吵的问题是在体育比赛前是否演奏乐曲《星条旗歌》。同一时候，教师罢教像新发生的流行病传遍全国，使教学活动全部停顿。这在上一次美国精神大考验的大萧条期间，都是不能想像的。当时，星条旗飘扬在一个比现在要穷得多的国土上空，当时的美国存在着许多物质上的苦难。教师在那场经济危机中属于受害最深的一部分人。付给他们的报酬往往是不值钱的临时通货，或甚至分文不给，有些人只能同挨饿的孩子分食极少的一点食物。但是在那个纪律严格的社会里，教师罢教，犹如不尊重国歌一样，是不能想像的。这并不是说那时的美国是一个比较好的国家，显然不是这样。这只表明，当时的美国是另一个国家，住着与今天不同的另一些人民，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与70年代的挑战全然不一样的。
或许这正是亨利·亚当斯在本世纪初所写的一段话的意思，他认为20世纪的美国人要经受的考验，将是他们的适应能力。变化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一个国家，为变化本身而崇拜变化，把变化和进步看做是同一回事。林登·约翰逊在1965年曾说：“我们需要变化。我们需要进步。这是我们的目标。”
但是，如果说这是美国民族性格的一个方面，它也还有另一个方面，与此完全针锋相对的一面，这一方面在越南战争结束时又重新抬头了。那就是渴望抛弃现在，恢复那尚未完成的过去。约翰·布鲁克斯曾说：“美国有一个古老的习惯，喜欢留恋刚刚失去的好梦，决意下一次要把它追回来。”这是在美国文学中常见的主题。最容易想到的是威拉·卡瑟的迷失的小姐和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没走的一条路》。托马斯·沃尔夫写道：“我们一言不发地回忆着，一边寻求已被遗忘的伟大的语言，已迷失的通往天堂的路口，一块石头、一片树叶、一个未找到的门。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呵，迷失的，因风而悲伤的幽灵，回来吧。”因此，在干预了国外冲突1/3世纪之后，美国人民再次把注意力转到国内来了，他们要在与世隔绝中寻求安慰，在孤立中寻求复兴。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他最优秀的小说的结尾中写道：“所以我们掉转船头，逆时代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过去驶去。”
尾声 余音
理查德·尼克松在一群兴高采烈的作伪证的人的包围中，为他第二次就任总统进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为期三天，耗资四百万元，由少年得志的杰布·斯图尔特·马格鲁德导演。1月20日他的那篇就职演说，基本精神仍是不再对广大世界作出承诺，与其说是答应本届政府打算做些什么，不如说是它将不做些什么。十二年前，同属这一代的另一位总统曾发誓说：“我们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挑起任何重担，承受任何困难来支持我们的朋友，反对我们的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在和成功性。”如今，尼克松则宣称：“当年美国把其他各国的冲突都看作是自己的冲突，或者指点其他国家应如何处理其内部事务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同时，他套用肯尼迪总统的一句名言，打算以此来结束过去自由派的政府所推行的国内政策。尼克松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问，政府将为我做些什么，却问问我能为自己做些什么。”
他为了说话效果，在这里停顿了一下，这时，从几个街区以外传来一阵微弱的声音。一群青年在齐声喊着：“杀人凶手！”“马上滚蛋！”“结束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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