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曾起过带支冲锋枪潜入南方打游击的念头，仔细一盘算，觉得不行，沿路布满了部队——有越南的、我们的、苏修的，碰上哪一种部队都会把我扣住：既可以说我持枪行凶，又可以说我拖枪逃跑。说不定来个无限上纲上线，说我拖枪投敌。……可是，那一耳光，我不后悔，谁敢那样糟踏我，我还是会那样干的，甚至不只是耳光，我会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然后再砸烂他的狗头！”我忍不住为他补充了一句。
孙家杰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我终于盼到了，1967年1月15日，美机恢复对太原的轰炸，来势凶猛，我们守卫的刘舍车站一片火海，我们高炮阵地就像发疟疾一样颤抖，我们的炮位像坐在颠簸得要命的吉普车上，不停地跳动，我们的连长、指导员都在阵地上指挥，战友们都个个同仇敌汽，咬牙切齿两眼血红，唯独我是含着微笑进行射击。那是一种迷人的音乐，我看到我发射的炮弹在敌机近旁炸开一朵朵灰白色的爆烟，我的心就被一种狂欢所陶醉，那滋味就像足球场上踢了一只擦边而进的球。
“飞机向我们阵地发射导弹，反复扫射，弹片扇起的热风扑到我的脸上，我丝毫也没有惊慌的感觉，排除高炮故障，显得特别沉稳，我们的班长腿部受伤，我立即代替他指挥，那时我非常自豪自信，记起爸爸老是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当兵就应该作一个真正的军人！’今天，我算懂得了‘真正的’是什么含意。
“我们班长进了医疗队，我就代理班长，从1月15日到2月4日，我们进行过四次战斗。我们班在2月3号打下了一架敌机。……那是一架F—105，据说飞机上的驾驶员是一名上尉。我就一直想见见这个飞贼，带瓶者烧给他，感谢他给我们炮连送来一个集体二等功！
“我心里还想来一次运气。越北将来击落敌机899架时，最后那一架应该是落在我们阵地上。你们可知道：1966年的11月27日，越南北方累计击落敌机800架，最后那一架是61支队打下来的，结果胡志明主席亲自发电祝贺，并且授予击落第800架飞机的大队一级国旗勋章。我想，也许我能当一个击落敌机第900架的幸运射手。……
“不是向你们夸口，我觉得我有军事天才，不光勇敢，还会动脑筋。高炮团研究对空射击战术，作训股长指名要我参加。我提了个‘以假掩真’的建议，立即被支队采纳。……”
“怎么以假掩真？”乔文亚问。
“因为我们的高炮阵地基本上是固定的，很容易遭受敌机攻击，敌机也容易避开我们的炮火，钻我们的空子。我们可以在阵地附近重设一个假阵地，让敌人真假难分。来个真假结合，动静结合，打打敌人的伏击和游击。……当然各高炮部队都有很多创造，我的想法也在这些创造之内。……
“这次受伤倒是没有什么好说，只能说轻伤不下火线，一直战斗底。……”
孙家杰又向我询问了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只能简单地告诉了他，当他听说红卫兵运动——四处大串联。在1967年初就基本结束，以各地造反派的兴起代表了他们，他们的使命完成了。他竟慨叹了几声，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感情。
晚饭前，指导员和宣教股长来看我们，说炮团的梁政委来陪我们吃顿便饭。因为我不会吃酒，最不善于席间应酬，一再婉谢。但盛情难却。席间他们开怀畅饮，我是多碰杯多吃菜，象征性的用酒杯沾沾唇。在席间团政委把孙家杰夸奖了几句，要我们告诉孙支队长放心。
饭后，指导员和孙家杰告辞，临走时，这位孙大圣竟然流露出某种留恋之情，我们互相约定回国后再见。我也答应路过上海时去看看他妈妈。这时候，宣教股长已经打开了招待所的一间‘贵宾室’，这是招待上面来视察的首长们临时休息的地方。然后便漫无边际地扯谈，说些关起门来才能说的话。显然，他们非常注意目前国内运动发展的状况。好像预测一下不久归国之后自己的命运。……因为这时候，部队“三支”、“两军”已经开始，深深地卷入了地方“文化大革命”，“砸烂总政阎王殿”。再加一句“水浅王八多”，由此辐射出去，狠揪军内一小撮。不知牵动了多少人，震骇了多少人。连累了多少人，在国外的人都想想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
后来又转向了美国战俘，梁政委发了许多感慨：
“我们高炮部队只能打下敌机，却很难抓到飞行员，因为飞机差不多都落进山林里，我们抽不出部队去捕俘，许多飞行员大都落在越南的群众手里，……在越南，是全民捉‘飞贼’，连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也敢抓！
“我们的施工部队也抓到不少，抓到后也得交给越方。美国人把战俘看得特重，为救一个飞行员，可以不惜血本。飞行员一落地，确定了被击落的方位，就用微型发报机通知基地，基地就派大量战斗机把这个地区包围起来，再用救护直升机把那飞行员叼出去。……”
“这种办法并不有效，往往是赔了妇人又折兵！”宣教股长补充说。
“但它可以说明美国对飞行员的重视，‘战俘’对越南来说也是‘宝贝蛋’，他是巴黎谈判桌上一个很重的砝码。……”
“听说飞行员身上都带一张‘投降书’。这在我们看来有点不可思议。那将被视为怕死鬼的行径！”我插进去说道。
“这是美国人特有的人生价值观，东方人很难接受，我们的口号是宁死不作俘虏！”梁政委不无感慨地说，“我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当时我当指导员，不怕负伤不怕死，就是怕被俘。因为一旦被俘就被视为耻辱、视为叛逆，和叛变只差一步，这是最可怕的境地！我的一个同乡当了战俘，从济州岛第八战俘营回来后，无人理他，半年后就死了，是郁闷绝望而死的。最使他不能忍受的是至爱亲朋都不原谅他，人家是挂着英雄奖章回来的，你是当了俘虏回来的，父母妻子怎么有脸见人？其实，他是受了重伤后被俘的，‘当时，我死了就好了！’这是他留下的一句憾恨终生的话。……”
“我们对部队的教育就是拚到最后一口气，誓死不投降！这是东方和西方的人生观念上的根本差别！”
“哪一种最合理呢？”乔文亚提出了疑问。
“在西方，认为在无法战胜又无法脱逃的情况下，是允许投降的，不投降而作无谓的牺牲是不合理的，”梁政委说，“在二战期间，驻新加坡的英军司令帕西瓦尔将军率八万多英军向日军投降；驻关岛的美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也是全部投降日军的，就近处说，奠边府之战，法军指挥官德·卡斯特利将军就是举手投降的，法军投降达一万多人，光校级军官就四十多！……这里面没有合理不合理的问题，是一种不同的观念，你认为合理的他认为最不合理；你认为不合理的他认为最合理。……”
“不过，那面‘救命旗’可是写得太没有骨气了！”宣教股长说，“我看就是怕死鬼也写不出来，就像跪地求饶一样，一副可怜相！”
“听说想得挺周到！”我笑笑说，“在朝鲜战场上就听说了，只是没见过！”
“我见过！”宣教股长说，“完全是活命哲学，他们有一个20多公斤的救生囊，为活命想得那个周到我看举世少有：有自卫手枪和匕首；有和基地联系的发报机；有可用15天的营养品，还有一本《可食植物鉴别》书，彩色的，什么植物可吃，什么山果可吃，那画和真的一样，绝不会吃错。还有一副扑克牌，可以解除荒山野洞的寂寞。还有一张林中用的同形吊床，还有向搜捕者行贿的金币银币和金戒指；那面‘救命旗’是在白色的尼龙巾上印了十几个国家的文字的投降书，其实，它既不是书也不是信而是一面小白旗。那上面写的原话我不记得了，大意绝不会错：我是美国公民，因执行公务落入贵国，不要杀害我，请把我送到安全的地方，一定会得到重谢和报偿！……”
“在我们看来，缺乏起码的民族气节和军人的气质。”梁政委说，“连作人的尊严也没有了！”
“的确是一副可怜相！”我同意说，“这种人生价值观，东方人接受起来，不说是不可能的，最低限度也是极其困难的！”
第十四章
我从太原回到支队后，接到苏军医译出的安德森战地手记最后一部分。
（一）艰险历程
——安德森《战地手记》之十九
我怎么回到这儿来了？这是我父亲的乡村别墅，盘花的古铜色的铁门洞开着，一条林荫小道蜿蜒伸展，通向那座精巧的红色楼房。那是我降生的地方，……我看到了别墅前的那个平台，从平台上可以眺望特拉华河两岸美丽的风光。别墅里阒无人迹，一片苍凉。我满怀疑惧沿路前行，心头袭来阵阵忧伤。……我不明白楼房为什么那么遥远，使我可望而不可即，脚下的路越来越难行走，带刺的钩藤长蛇似地绞缠在一起，绊住我的双脚，月光从高大的树冠上投射下来，好像闪着鳞光的蟒蛇在腐叶中滚动，我不禁毛骨悚然，眼前的景物也骤然大变，那是一道万木幽深的峡谷，父亲的乡村别墅倾记其间，月光给我造成奇异的幻觉，清冷的光辉化作汹涌的山洪。嶙峋巨石狼藉林间，恍如大自然各种异己力量恶战后的尸骨，突然天昏地暗阴风习习。我转身奔跑，穿出谷口，天空骤然明亮，我登上了一座石多林稀的山包，落日余辉在群峰上冒着轻烟。……
啊！那里正是我们西点军校教育中心大楼！楼前是芳草如茵的阅兵场，旁边是我住了四年的华盛顿大楼。它们都在云烟缭绕之中，明亮的窗口放出眩目的亮光，但却空无一人。……这是一个梦境。
现在，我躺在病床上记述这一景象，一边记述一边思索它的寓意。我在上中学时就读过弗洛伊德的《梦的解释》，他的根本论点是：“梦，不是什么预卜未来的神谕，而只是做梦的人在不清醒状态时的精神活动的延续。……”还有，“梦，是一种（被压抑的，被抑制的）愿望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