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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妮诧异地看着爱丽丝，看她兴致勃勃地描绘着自己将在曼哈顿下城的墓地，操心她墓地是否漂亮，是否有足够的阳光。叔公要将家产用光才死去，而婶婆却在死后都要一丝不苟地做到十全十美。
“现在，我是真正的，完全的自由了。剩下来的积蓄，对我来说已经多余了。我想帮家里的孩子们实现一个他们自己的愿望。”爱丽丝说。
“每个人吗？”简妮问。
“大多数在我身边的孩子。”爱丽丝说，“我为托尼付了他去意大利旅行的飞机票，他喜欢意大利女孩。为派却克付钢琴夏令营的学费。你也可以提一个要求。我希望给你们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礼物，将来，你们会温情地想起我来。”说着，爱丽丝俏皮地笑了笑，“让我和你们最好的记忆在一起。”
简妮想了想，说：“我有自己一直想学的一门课，下个学期想要选的，是国际市场营销学。”
“真的？”爱丽丝问，“为什么？”
简妮说，“也许，我对做生意有兴趣，也许，我也想知道家里人到底是怎么做生意的。还想知道国际贸易到底是什么，会让中国人这样恨我们。有时候，我感到中国人比恨美国人还要恨我们。我在图书馆看了国际市场营销学的教科书，我感兴趣。”
“你知道，我也旁听过这门课，在NYU的商学院，1969年。”爱丽丝说。
简妮看着婶婆，她不知道为什么婶婆也去听这门课。
“我去，是因为这门课里，会说到许多美国文化与各国文化相交时发生的问题。我喜欢旅行，对这样的相交有很大兴趣。我不去听文化研究的课，是因为我喜欢商人看问题时的实际，直接和建设性。我不喜欢文化研究里那么多意识形态，不喜欢他们象上帝那样的态度。”爱丽丝解释说。
“这是有意思的课吗？”简妮问。
“是的，绝对。”爱丽丝肯定说，“对你的理想来说，是很好的选择。”
“我并不真正知道自己的理想是什么。”简妮说，“我不能肯定，我并不十分了解自己。”她看着放在茶几上的照片，照片里那具柔和的乳白色棺木，上面描着金，与婶婆卧室里巴洛克式的家具十分相配，那是她为自己选好的棺木，里面用的是白缎子的衬里，完全是她的风格，也是自己身上刚刚穿上的旗袍的风格。简妮抬起头来，看着婶婆的脸，心里一点点地，涌出了悲伤和失望，“你看，你连自己要怎样的棺木都能把握，而我，连理想是什么都并不明确。”她说着，“哈”地笑了一声。
“在我的生活里，我学到，美国是个让人追寻自己的地方，也许你为此背叛了别人，但你找到了自己。一个人找到自己，是顶重要不过的事。”爱丽丝说。她轻轻展开自己的手，按了按简妮潮湿柔软的手心，允诺道，“在这里，你也会找到自己的。”
“你就是这样决定与叔公离婚的？”简妮问。
“是。”爱丽丝答道，“他一定要回去继承王家的家业，我一定要看到全世界的好东西。我们不一样。”
“但愿我也能像你一样。”简妮说。
每年春节要聚在一起，吃顿中国饭，是王家住在美国东岸的亲戚们多年来维持的习惯。这个习惯开始于四十年代，那时候，初三，家里过年的正经事差不多都办完了，儿女辈的人，全回老宅自己热闹一天。王家的子弟和当时聂家的子弟很象，他们都是合家的京戏票友，高兴起来，他们就联合了聂家的孩子，在自家花园里搭台唱戏。王家的家规，不可以在家里办舞会，所以他们在家里唱戏，然后，一起去外面跳舞。多少年的春节初三，王家的儿女们都是这样度过的，那时，他们是个兴旺的大家庭。甄字辈的陆续离开上海去欧洲，或者去美国读书的那几年，最感寂寞的，就是过中国年时初三的那一天。也就是住在波士顿的甄盛和爱丽丝，要在那时赶到纽约来与甄展和范妮小聚的原因。
王家的春节聚会，六十年代末，在唐人街的上海餐馆又恢复了。那时，王家在香港股市中的投机已经惨败。1966年香港左派大闹北角，被甄展一家在上海妻离子散的遭遇吓破了胆的王家的人，借美国修订了新移民法的光，纷纷移民到美国。各家在美国安定下来以后，甄字辈在大年初三时又团聚了一次。他们到唐人街的上海餐馆来，还是因为爱丽丝。麦卡锡时代她做女招待时，教会当时做大厨的老板一些王家的传统菜式：放蛤蜊的什锦暖锅，水笋红烧肉，还有宁波人做的红烧豇豆干。这些菜式在这家唐人街里仅有的上海馆子里，成为受到客人欢迎的招牌菜。王家人在这里重又吃到家里的传统菜，自是十分的欢喜。他们就将每一年春节的团圆饭放到这里，初三这一天，家家都从东部各地开车聚到唐人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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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邦邦邦——邦，宿命在敲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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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来，老板退休，将餐馆传给在美国出生的儿子，儿子娶了上海媳妇，王家的团圆饭还是年年放在这家馆子里，成了真正的老客人。上海餐馆的老板在唐人街生活了半世，见到过许多出没唐人街的上海富家遗族，世态炎凉，沧海桑田，还能这样亲亲热热每年聚一次的，恐怕也只有王家的后代了。他们觉得，那是王家早早地将家败了的好处。
这二十多年来，王家团圆时，总有一只传统什锦暖锅放在圆桌的中央。那只紫铜的暖锅里，一层层地铺着粉丝，黄芽菜，咸鸡，咸鸭，风鹅，蛋角，虾，海参，肉片，高高地码着，暖锅里面生了钢碳，可以保持暖锅一直火热滚烫。王家的老人，一进上海餐馆，就能看到那只暖锅在圆台面中央噗噗地翻着白气，蛤蜊在最上面一层，象元宝一样张开着，脸上就笑开了。那是王家这样的生意人家讨的彩头，他们从小就看到的，是他们记忆中最亲切的旧物之一。王家的孩子中，不少人已经讲不好上海话了，在美国出生的，根本就不会说上海话，更不用说会讲国语。但他们也都认识这只紫铜暖锅。
这一年，是简妮第一次参加唐人街的亲戚聚会。她穿着婶婆的旗袍，大衣和鞋子来与自己的亲戚们见面。婶婆已经去世了，她安息在她的白色金边的上好棺木里，她的墓地上，果然几乎整天都能晒到太阳，种了一排玫瑰花。老人们见到简妮，纷纷说简妮和爱丽丝身材相似，背影看上去几乎会有错觉。他们纷纷说爱丽丝好眼力，是个“敲敲额头，脚底板就会响的人”。
一店堂里的王家人，大都打扮得花团锦簇。上了年龄的女人们大都穿着中国式的绫罗绸缎，好几个穿旗袍的，在手腕上吊着一个亮闪闪的小手袋，在上身穿着一件短的开襟毛衣。她们在领口别着一个翡翠的领花，在一团旧气里，富丽堂皇。老先生们将头上仅存的白发精心地梳整齐了，用小方块的丝巾象中国屏风那样，挡住脖子上松弛的鸡皮肤。他们彼此用英文问候着，夸奖彼此的气色和礼服。只有最年轻的人，才穿美国孩子的大裤子和篮球鞋。但他们很自觉地退在一边。
简妮一个亲戚也不认识。好在格林教授主动陪在简妮身边，一一为简妮介绍。他还特别将他们在王家家庭树上的位置为简妮点出来。简妮一路跟着格林教授，姑婆，婶婆，叔公，表舅舅，姑奶奶地招呼着，心里要是没有格林教授做的那个图表指引，还真要被弄糊涂。简妮看着自己凭空出来了这样一屋子的亲人，脸上笑着招呼着，暗暗想到，爸爸竟要铤而走险，才能将自己从中国救出来。心情有点复杂。
看到格林教授陪着简妮，王家的人都笑着对简妮说，她算是找对人了。他们叫格林教授“司马迁。格林”。自从格林教授开始整理和研究王家的买办家史开始，就在春节时被邀请参加王家的聚会，既然他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要了解王家的历史，王家的人就认为，格林教授不是外人。甚至他们将1940年时家里拍的小电影的胶片，也交给了格林教授。
那个眉毛细细地，画得象钢丝那么细而坚决的老太太，她是太爷爷的最后一个妻子，从上海带到香港去的。“卢夫人。”格林教授向简妮介绍说。她先对简妮说了几句上海话，可简妮听不懂她的浦东口音。她便改说英文，简妮才懂得。她心里又吓了一跳，她以为这种小妾出身的人，不该会说英文。等请了安，退到一边，格林教授才告诉简妮，她从卫斯理毕业以后，回国当了太爷爷的英文秘书，她还是冰心的同学。她那一口浦东腔的上海话，却是地道老式的上海话，从前斯文的上海人才说的，没有新式上海话的粗鲁。
而在圆桌边上忙着追来追去的小孩子，就是派却克。他说了一口带着黑人腔的英文。按照辈分来说，居然是简妮的堂叔叔。他是爷爷最小的弟弟的孩子。一个混血的年轻男人对简妮“嗨”了一声，说：“我们认识吧？你到纽约的时候，是我去机场接你的。你的箱子坏了。”简妮知道他将自己与范妮搞混了。他就是那个喜欢意大利女孩，所以常去意大利旅行的托尼。
简妮还见到了和叔公长得极相象的老人，他是爷爷的小弟弟凯恩。爷爷从美国回到上海以后，他便到了NYU读书，因为当时甄盛叔公已经被确定要继承王家的产业，所以王家并不在意这个最小的儿子学什么专业。于是，他学的是自己喜欢的数学，学成以后，回到香港的大学里当了数学教授，后来，又回到美国大学当数学教授。他穿着米色的咔叽便裤和绿色的便装，让简妮想起自己学校里的教授们，海尔曼教授也喜欢这样打扮。他娶了一个洋人太太，那个老太太穿了件腥红的旗袍，衬着白发，倒象个中国老太太。简妮吃惊地看了又看，格林教授说：“她根本就觉得自己是个中国人。”
简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