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祁钥泉回答，是呀，人民日报上是登了那些文章，北京上海也反击右派了。我那时天天看报纸，这我都很清楚，可我那时总认为，那是对那些大人物的，跟我们这些小人物无关。再说，我那时的确太信任陆为公了：认为这么一个令人崇拜的人不会欺骗人的，不会诱骗我们发言，然后关起门来打狗……
反击右派的斗争一开始，哗的一下子，揭发和批判祁钥泉的大字报就把县委机关大院贴满了；说他的发言全是向着共产党恶毒进攻，他写的十条建议是对党射出的十支毒箭。大字报贴了一批，过几天又贴一批。他当然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反党。不承认就开辩论会——实际就是批斗会。批斗他也不承认，于是批斗会就变得旷日持久……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文教系统召开的，有全县干部参加的，还有以小组形式召开的。每天八小时，有时十二小时，白天批斗了夜里还接着批斗，轮流批斗，车轮战。有一天是县委和县人委的一帮科局级以上的干部开批斗会，会议主持人是组织部的副部长。开始的时候主持人讲，我们今天开一个和右派分子祁钥泉的辩论会。秦高阳也参加了这天的批斗会。这天的会上，祁钥泉仍然不服输——不承认自己反党。别人批一条，他反驳一条，别人批两条他反驳两条……总之，他理论水平高，能讲会道，谁也批不倒他。于是，每当他讲话的时候，有的人就推他，还用拳头捣他的肋巴骨。
平时的批斗会，就有人推他捣他，他都忍了。这天参加会议的都是县委县人委的科长、局长和部长，这种行为令他十分厌恶，他喊起来：秦书记，你看，你看，这叫什么辩论会，又推又捣的，还叫我说话不！秦高阳说，不要推，不要搡，叫他说。
叫他说他就说：我给秦书记提意见，这是对个人的批评，不是对党的进攻；我对县委的十条建议，哪一条错了？
他就十条建议一条一条进行说明，指出每一条建议的实际根据并且背诵马列、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一讲起理论来，他头头是道，某些马列、毛泽东的原话他是倒背如流。那些科长局长们讲不过他了，便说，你说得对，你写得对，但你心里反党！
后来，看他还是不服，辩论时发言的人就不叫他说了，只是批判者一口一个右派分子地说他，扣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的帽子。
他说，随便你们说，嘴是扁的，舌头是圆的，你们随便说吧。
批斗持续了三四个月，他的身心都受到了伤害，已经招架不住了，没有精力反驳和辩论了，每次开会就一言不发。他在心里说，你们说吧，你们想把我说成右派就右派吧。左派、右派就一字之差，你们就是把我说成右派又能怎么样？这是意识形态问题，毛主席讲了，意识形态的问题，要用意识形态的办法去解决。你们还能违反毛主席的教导吗？
尽管他的心里是这样想的，可是进入1958年的1月之后，他感觉到形势更加严峻了，批斗会升级了：连着开了两次全县乡以上的干部和文教系统职工参加的批斗会，就是在陆为公题了字的宝水堂。
第二次大型批判会结束后的这天，晚上回到家中，他对妻子说，情况严重了，这几天的大字报都是给我定性的，要求县委把我定为右派。有的大字报说我是反革命分子。看来要处理右派了——这是领导上的意图。没有领导的意图，不会有人写这样的大字报的。我得有思想准备。
祁钥泉有个美好的家庭。他是1955年结婚的，那年他二十二岁。妻子是1954年支援大西北来到金塔县的天津市姑娘，这年二十岁，漂亮，能干，贤惠。妻子是金塔县城关镇政府的秘书。他们的孩子一岁了。由于夫妻上班，没人照顾孩子，他们请了一位老太太做保姆。
妻子问他，怎么做准备？
他回答，看这样子，我真要定为右派了。右派是敌我矛盾，处理会很严重的——可能当不成干部了——我想了，为了你和孩子不受连累，我们离婚吧。
妻子激烈地说他，你怎么想到这个问题上去了！会怎么处理你！下放当农民？判刑劳改？劳改咱们就一起劳改去！种地咱们就一起种地去！
事情的发展还真被妻子不幸而言中了。就在第二天的上午，他又被叫到了宝水堂。他以为又要开批斗会，不料会议主持人是县委的一位姓赵的副书记，他说，下边由公安局副局长赵正方宣布逮捕令。
赵正方是农民中提拔起来的干部，土改时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当过村长，当过双城乡的公安特派员，在省公安学校学习半年回来后升为公安局副局长。公安局没有正局长，他主持工作。此刻他威严地一个一个叫名字。每叫一个名字，就喊一声出来，往前走！那个右派就往前走两步。接着赵正方宣布逮捕令，再喊一声捆起来，就由两个公安中队的战士五花大绑捆起来。后来赵正方喊，右派分子祁钥泉站出来！
从第一个右派被捆起来，祁钥泉就明白了，他也是要被捆起来的，所以他不等赵正方喊往前走，就走到前边去了，而且走到离主席台只有两步的地方。赵正方读完逮捕令喊了一声捆起来，两个公安战士拿麻绳走了过来，伸手要抓祁钥泉的胳膊，但祁钥泉大喊了一声：后站！
那两个战士惊了一下，站住。祁钥泉大声说，赵书记，钢刀虽快不斩无罪之人，今天你们逮捕我，我要问一句，我犯什么法了？
赵书记说，你还没有犯法吗？
共产党叫提意见，我提意见了，提意见犯法吗？那县党委号召我们提意见犯法不犯法？
赵书记愣住了，不知如何回答，他既无回答这种问题的思想准备，又缺乏灵活应对的智慧。
会场沉寂了约一分钟之久，有几个积极分子喊捆起来，捆起来，太嚣张了！
那两个战士抓住了他的胳膊，五花大绑捆了起来。他没有反抗。他知道，他可以推开这两个战士，但那是无意义的，会有四个八个战士来捆他的。但是，他不断地喊，提意见犯法吗？提意见犯法吗？
赵正方继续宣布逮捕令。这天总共逮捕了二十六个右派。全抓起来之后就把他们押到了公安局的看守所。
从捆起来到走进拘留所的监室，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警察解开绳子，他的胳膊就已经僵硬，骨头、肩胛缝都痛。手和胳膊都肿起来了。但他没有呻吟，没有喊叫。他读过长篇小说《牛虻》，很喜欢主人公亚瑟的坚强。这时他在心里说，我就是亚瑟。
监室里有个犯人很有经验，说尿能消肿，叫他把手杵在尿桶里。他很听话地杵了进去，忍受着令人恶心的骚味。
傍晚，食堂的大师傅送来了饭，喊，吃饭了。他没打饭，他不想吃饭。他在心里说，我抗议。
开过饭之后，来了个铁匠，给他匝上了脚镣。十八斤重的铁匠打造的脚镣。
第二天早晨他仍然没吃饭。他连着三天没吃饭。但是第四天的早晨，他开始吃饭了。他饿极了，身体开始衰弱。他想，三天绝食也没人理会，是不是想着叫我饿死？他想，我不能死，死了就没法讲理了，公安局打个报告说祁钥泉自绝于革命不就交待了吗！
也就是这天上午，吃过了早饭，他被带到了公安局的预审室，一个叫万盛祥的预审股长审讯他，这话你说过没有，那话你说过没有？
审讯进行了八天。第八天黄昏的时候，万盛祥问他：你有啥话要说吗？他回答：
你的审问结束了吗？那我提几个问题。我问你，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代表不代表党中央？
万盛祥说代表党中央。
他又接着问，你说代表党中央，那好，那我问你，人民日报的文章里说得清清楚楚，对于右派不采取极端的政策。你们为什么逮捕我？你们的行为是不是反党？
万盛祥不说话，他又说：
人民日报还说，对一个人定不定右派，要分析三个根源，历史根源，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我十六岁参加革命，我的家庭是五辈子的贫下中农，这三个根源我占了哪个根源，你们把我定成右派？
万盛祥一个问题也没有回答，只是气哼哼地说，你说吧，你想咋说你就咋说吧。带下去！旁边站着的一个公安战士就把他拉了出去，送回监室。
第二天早晨，监所的房门打开了，进来两个拿手铐的警察，把他的胳膊往后一窝，来了个背铐。也是铁匠打造的土铐子。
祁钥泉一直戴着脚镣的。脚镣虽重但能睡觉，能吃饭。一戴上背铐，啥都干不成了：没法吃饭，没法解手。只能由一起进来的右派帮忙了。他们给他喂饭，喂水；解手时为他解皮带系皮带。最别扭的是睡觉：戴着背铐躺着睡不行侧着睡也不行，只能倚着墙坐着，坐到天亮，再坐到天黑。
四天后，同监号的右派看他精神不好，喊来看守报告；那看守去向领导汇报，才来人把铐子摘了。
金塔县的气温很低，人们冬季穿毡靴。但是在拘留所不能穿毡靴，因为戴着脚镣，阻挡了毡靴。好在看守是个崇拜祁钥泉的人。祁钥泉多次给公安局讲过马列理论。祁钥泉对他说你给我女人说一下，要一双棉鞋。看守不敢到他家去，也不敢去单位见他妻子，怕人家说他划不清阶级界限，同情阶级敌人。看守在街上站着等，等他妻子下班走过来，跟在后边走，说，老祁要一双棉鞋，老祁要一双棉鞋。女人第二天就送来了棉鞋，但他的脚已经冻肿了，穿不进去。女人说明天买一双大点的送来。祁钥泉说女人：再来叫保姆来，你不要来。不要受牵连说你划不清界限。但是过了两天，女人还是亲自送来一双棉鞋。女人说，买不到你要的号码，是请人做的。冻脚的问题解决了。
有一段时间没人管他了。原因是和他一起被逮捕的学生部部长刘金元出事了。刘金元是西北大学的毕业生。他进了拘留所之后一直精神不好，就在祁钥泉带上背铐的那天夜里，用一片刮胡须的刀片抹脖子，被人发现抢下了刀片。这事被监室看守知道了汇报上去，公安局领导便决定先审他。时间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