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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不是因为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的缘故，而是在目前阶段，在雷瑾看来，还有比西域战事更要紧的事务需要他坐镇决断，绝对不可轻离西北。
视线久久停留在沙盘上，虽然大军西征，西北幕府的重心完全向西边倾斜，但雷瑾还是非常关注中原时局的变化。
南渡白衣军重回中原。 且不说一路上是如何地‘人仰马翻’。 湖广总督、南直隶西江总督等一方诸侯大为头疼，就是河南大营、河北大营乔行简公爵麾下的‘五军营’和河防民军也是频频部署调动。 只是两支白衣军的“东流西窜”，各地官军着实是有些无可奈何。
当然，白衣军能够坚持这么多年，没有外援支持，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湖广、河南、南直隶、西江、浙江的一干地方势力，各自都有一把小算盘，谁也不愿再象以前那般顺从于朝廷的诏命，一个个在保存实力以观时变之外，或多或少都想利用白衣军一把，以达到各自一些不好明说的目的，白衣军因此也就有了很多在夹缝中生存的机会。
事实上，就是远在边陲的西北幕府，也通过五大钱庄以及西北一些大商号地关系，隐秘地将粮食、马匹、兵器等货物走私到中原一带，从白衣军手里换取种种有形或者无形的利益，至少白衣军在中原坚持得越久，天下之人才不会太过注意西北幕府地西征战事，而皇甫氏的统治根基也才会继续在战乱中保持动摇崩塌的趋势，而这，对于任何一位有意逐鹿的强权人物都是有利的。
中土帝国自甘霖元年新皇登基以来的几年，所经历的就是一个皇甫氏皇朝正统权威日趋衰落，天下慢慢趋向瓦解的温和嬗变过程。 其间，并没有太多惊心动魄震撼天下的事件发生，即便京师遭逢政变、兵变和天变，事后的皇甫氏皇朝从表面上看来，也仍然四平八稳的维持着对帝国的一贯“统治”，各路‘诸侯’之间虽然各有冲突争斗，但似乎也都在小心翼翼的“维持”着朝廷体面。
时局最终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当局者迷，还没有什么人能够说得清楚。
而辽东武宁侯、京师内廷、浙江豪族、福建豪族、南直隶西江总督衙门以及‘海天盟’等等，达成了某种妥协，频繁从海上发起了对日本的私下掠袭，不断从日本沿海掠取倭奴以及各种金银财货，不过，这海外之事，也只有雷瑾这样层次的上位者才知晓其中大略，普通庶民是完全懵然不知的。
甘霖四年这个春天，当雷瑾在沙盘前默然推敲天下形势地时候。 他这时还不知道，海天盟与辽东镇的联合船队已经第一次攻破日本江户城，在洗劫掳掠了足够多的倭奴和财货之后，一把火将德川幕府父孙三代费了数十年之功建立起来的江户城彻底烧成废墟白地，并且还顺着日本海岸连破十数城；而同一时间，几年来受困于辽东镇严厉无比的全面贸易封锁，加上辽东步骑和水师从辽西、朝鲜、海上等方向不断袭扰蚕食伪金占领区。 致使伪金叛虏来回奔命，疲蔽无比。 而武宁侯在辽西、塞外蒙古左翼诸部、朝鲜的恩威并施生聚教训也有年头了，敌我实力对比此消彼长之下，正是用兵的好时候，开春以来辽东镇就对伪金占据地辽阳、沈阳等地虎视眈眈，辽东情势悄悄的紧张起来。
这个时候，雷瑾还不知道这些事情。 在沙盘上，他注意地是莫卧儿帝国。
印度那地方。 在雷瑾眼中其实也是一块比较封闭的风水宝地，北靠巍峨群山，南临无尽大海，左有丛林，右带沙漠，负阴抱阳，形势完固，幅员辽阔。 外敌不易侵入——这是从整个莫卧儿帝国的形势来看！
如果从莫卧儿的国内来看，却是土邦林立，部族众多，种姓根深蒂固。 这样的国度，错非其地形势完固，不知道已经灭国亡种多少次了。 几十次或者几百次都有可能，而且种姓的根深蒂固和宗教的玄缈深邃，使得国民安分随时者多，柔弱顺从者多，不到山穷水尽地地步，不识反抗为何物，莫卧儿皇室能够以外族入侵者身分在印度维持数百年的帝国统治，就是明证，而在莫卧儿之前统治印度的也多是从西域侵入印度的外族。
雷瑾不知道莫卧儿皇帝是怎么想的，但是雷瑾派出的邦交使团。 也很快得到了莫卧儿皇帝的准许。 比照西洋英吉利国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例子，中土商民得以在印度各地自由居留。 开建商站、商馆、种植园和堡垒，并免除一切关税。 当然，中土地珍宝和货物，比如陶瓷、丝绸、漆器、白铜器、锡器、金银器等等精美器物，作为莫卧儿皇室准许中土商人在印度自由居留，设立商站的交换，需要不断供给莫卧儿皇室的采办需求。
既然双方建立了‘邦交’，已经大量渗透到北印度地区拓荒殖民，并向印度南方扩张商路的西北商民便有了初步的保障，商站、商馆、唐人城堡、汉人城市、种植园、铁矿场、冶炼铸造工场、标行、钱庄、民信局等等都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印度各地设立起来。 印度的棉花、香料、硝石、靛青、咖啡、茶叶、铁矿石、烟草、粮食、生丝、奴隶等货物，要么源源不断地运返西域，在亦力军民执政府的管辖地销货赚取大量利润；要么走海路从缅邦甸下船，经行云南官马驿道运回西南云贵川贩卖；要么直接与英夷东印度公司贸易，换取西洋的稀罕货物或者干脆以银子相交易。
奴隶修筑的驿道，在雷瑾的命令之下，从蒲犁高原不断向南延伸，经开伯尔隘口、明铁盖隘口，进入喀什米尔河谷，南下斯利那加；或越普兰隘口进入印度西北；其实，这不仅仅是贸易商路、邮驿大道，也可能用作进兵之路。 否则，雷瑾也不会下令驱使数十万奴隶日夜修筑通往印度的驿道了，这是未雨绸缪，预作准备的布局了——短短的两三年，仅雷瑾从各家‘唐人在印度商业协会’、‘汉人在印度公司’中分享的银股红利，折算成西北通货的话，就高达一千多万‘蟠龙银圆’之巨，平均每年都有数百万银圆之多地股利分红进帐，这还不算雷瑾私人名下地雷氏商业协会、元亨利贞大银庄、平虏商团等等获取的丰厚利得。 从印度、缅邦甸获得如此高额地贸易收入，可以想象不远的将来，因利益而来的冲突将是多么的激烈。 雷瑾不得不提前部署，驿道的修筑就是在为将来打算，为平虏军将来可能介入印度事务预先布局的一着。 就目前的印度情势来看，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至少在陆地上还不拥有武装起来的军队，各家标行在印度的力量已经足以保护‘唐人在印度商业协会’、‘汉人在印度公司’地利益，也许未来的十年甚至五十年、一百年内。 并不需要西北幕府为此动用军队，但是为了便于在万一情势之下，保障军队快速开进，保护侨民利益，却需要提前修筑多条通往印度的平整道路。 虽然这些道路，在目前来说，仅仅具备方便商货流通的作用。 符合西北幕府‘货畅其流，通达天下’的宗旨罢了。 四方商贾们在感激赞叹西北幕府做事周全之余，何曾想象得到雷瑾心里转动的是怎样可怕的心思呢？正如西北幕府历年以来，以数十万奴隶地生命为代价，开山填谷，凿通天堑，不惜一切，打通从四川通达云南并一直延伸到南洋藩国缅邦甸南方海岸的水陆驿道；又连年动工。 一而再、再而三地拓宽平整四川通往西北河陇地官马驿道，拓宽平整四川通往汉中、关中的官马驿道，拓宽平整四川通往重庆、贵州的官马驿道，并鼓励奖掖西北商民乐捐钱粮修筑民道等等举措一样，商人们实在很难想象西北幕府大举修筑道路的真正目的和考虑。 只有西北幕府的上层才清楚，道路的修筑在方便商贾贸易、保障政令通达地同时，背后其实都是隐藏着锋利獠牙的呀！
莫卧儿帝国已经逐渐走近雷瑾的视野。 这个南方帝国，对于现在全力争夺西域主导权的西北幕府来说。 还不打算在目前对其动用武力，在西攻东守的军国大略之下，无论是西北所辖嫡系军队，还是各仆从附庸部族的杂牌军队，军中将士在这几年不断被抽调佥派，遣往西域轮战。 而广大的疆土也需要军队镇守，雷瑾实在抽不出太多力量兼顾其他方向。 目前西北幕府都是鼓励西北商民进军缅邦甸、暹罗、安南、南掌、真腊、占城、爪哇、麻剌加、吕宋等南洋藩国和莫卧儿帝国，以贸易通商为主，并尽一切可能争取豁免关税、自由居留以及自由买卖土地、建立商馆和城堡的特许权，并力求在缅邦甸、暹罗、印度沿海取得垄断独占地位。
平虏侯府名下地各项产业，每年的利润是非常丰厚的，但是雷瑾花钱的速度也许比赚钱的速度更快，比如少年营，比如军人荣耀院，比如忠烈祠庙。 虽然每年都有西北幕府的公库拨银。 经费充足，但雷瑾以私人名义捐出地钱粮物料。 每年亦不下二三十万银圆以及价值数十万银圆的粮食物料等等。
再比如，由孙雨晴夫人主持的书画丹青大会、音律歌舞大会、棋艺手谈大会，也模仿科举的三甲放榜，月旦书画、歌舞、手谈之优劣，分为三甲。 凡是名列三甲之人，名利双收，不但挂名于书画院、歌舞苑、榷苑领取津贴，授予民爵，而且入围三甲的翰墨名手、丹青名手、歌舞大家、弈棋高手等等，按等级各有固定的赏赐，其开支也半由雷瑾的私库帐目所出。
又比如，弘文馆、博物馆、历法馆、医学馆、算学馆、丝绣纺织馆、冶金铸造馆等等官办学府的学者、学生们，只要有了成绩，也少不了各项赏赐奖励，相当丰厚。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拨款。
诸如此类的开支甚大，大笔地商贸利得和银股分红，除了用于平虏侯府地物料采办扑买款项和留存增股款项等等之外，都被雷瑾以个人名义投入到兴办文教学校、开设医学医院、奖掖各类文武人才、赈济捐赠等等事务上面。
到了雷瑾这个位置，财富虽然一如往昔的重要，但在他地眼中已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