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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瑞克就说在父系资本主义社会下，父亲是权威人物，白天外出工作，留下妻子在家照顾儿女。大多数家庭生活困苦，全家挤睡在斗室内（指19世纪及20世纪初年的景况），夫妻丧失了他们正常的私生活，欲求不满的妻子遂转而关注自己的儿子，在搂抱怜爱中对失去的夫妻关系作一种“悲哀的模仿”。年幼的儿子沉醉在母亲的柔情中，但他终将发现这种情感是社会所禁止的，在鼓励与禁止的冲突中，儿子遂陷入“伊底帕斯情结”的困境中。
一些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也为“伊底帕斯情结”的“普遍性”打上个大问号。譬如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所调查的南太平洋托布伦岛人（Trobriandislanders），他们的家庭接近于母系社会的结构，而且不像文明社会有那么多性禁制，儿童的性探索及性行为不仅不受禁止，甚至受到鼓励，虽然他们也有“乱伦禁忌”，但却少有弗洛伊德所说的“伊底帕斯情结”及“精神官能症”。托布伦人儿子生活中的权威人物并非父亲，而是母舅；儿子反抗的也是母舅而非父亲，有趣的是，如果儿子做了类似“伊底帕斯式的梦”，那么在梦中出现的“敌手”也是母舅，而非弗洛伊德所说的会自动调整成父亲。
晚近的精神分析学家已用较具弹性的尺度来赋予“伊底帕斯情结”以新义，基本上认为它“可能存在”，但却“因人而异”，而它也绝非什么“科学的真理”。如果我们能采纳这种观点，那么“伊底帕斯情结”能否适用于中国文化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它已非“文化”的问题，而是“个人”的问题。
从薛氏父子传奇故事的内在结构与内在逻辑来看，薛仁贵长年征战在外，薛丁山与母亲柳金花在破窑里相依为命，这是颇为符合诱发“伊底帕斯情结”的父系社会核心家庭情境的。但薛丁山毕竟是个虚构的人物，像前文这样把他当做一个活生生的人，大谈他的“童年生活”、他的“性角色认同”、他的“爱与恨”、还有他的“伊底帕斯情结”，不是很荒谬吗？精神分析基本上认为，文学作品中的角色乃是作家丰饶心灵与敏锐洞察力的“外射”，而作家又是读者乃至社会大众心灵的“代言人”，因此，分析故事中诸角色的心灵，等于是在尝试勾绘出作家及读者的心灵样貌。质问“薛丁山真的有伊底帕斯情结吗？”也等于是在问“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是否有过类似薛丁山这种恨父恋母的阶段？”“我们对薛丁山的遭遇，是否能有发自内心的一种‘同情的了解’？”
当然，笔者所能提供的并非“科学真相式的分析”，而是“哲学意义式的解释”，这也是当今以精神分析来从事文学批评工作时的主要功能，它要提供的是人类心灵样貌的“丰富”与“感动”，而非“诊断”与“治疗”。
几句感言
笔者以精神分析学说来诠释此类的中国古典小说或民间故事，基本上是想开另一扇窗，丰富中国古典文学的内涵。就像贝托鲁奇（B．Bertolucci）将“伊底帕斯情结”引进电影《末代皇帝》中，以诠释溥仪人生悲剧性的一面般，是为了增加感动，而非制造荒谬。这多少是从西方的悲剧观点来衡量的，但如果我们能借他山之石以攻错，用西方的理论架构来拆解、诠释中国的古典小说，我们就不难发现，里面其实也有着与西方一样、甚至更深邃的悲剧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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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梁祝与七世夫妻谈浪漫爱及其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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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妇女节，全省八十余家戏院再度联映《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古装黄梅调电影曾重映多次，每次均造成轰动。二十余年前当它首映时，笔者就躬逢其盛，当时正值情窦初开的思春年华，青稚的心弦被那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与画面拨弄得丝纷音乱；弦韵心声，将我引进一个迷离恍惚的世界中，有很长一段时间余音缭绕，悲愁着脸，仿同剧中的梁兄哥，同时喜甜着心，暗慕剧外的梁兄哥。它的重映使笔者惊觉岁月的无情，如今已是年近不惑、意长情短的中年心境，心弦早收，不复有浪漫遐思，只适合用这支秃笔弹些弦外之音，冷静地来分析梁祝这个爱情悲剧，以及环绕它的一些问题，聊以纪念逝去的少年情怀。
一则浪漫凄美的爱情悲剧
梁祝故事见于《七世夫妻》此一民间通俗小说中（本文根据的是台北文化图书公司《中国民间通俗小说》版），电影与原故事稍有出入（下详）。在原来的故事里，祝英台女扮男装赴杭州读书，与梁山伯在草桥关义结金兰，同窗共砚三年，英台见山伯是个志诚君子，心暗许之，一日思归，留下花鞋一只，托师母做媒。山伯长亭相送，在送别途中，英台真情暗吐，但山伯却恍若呆头鹅般难以领会。直至数月之后，山伯亦辞学归家，师母告知实情，他才兴冲冲地前往祝家庄，可惜来迟了一步，英台已被父亲许配给马文才。晴天霹雳，山伯犹如怀中抱冰，在花园叙旧时，他对英台动之以情，责之以义，奈何英台无力回天，只能好言相劝。经此折腾，山伯美梦成空，而情丝难断，竟患了相思之症，茶饭不思，终至一命呜呼。英台闻耗亦痛不欲生，亲往梁家吊唁。马家迎娶之日，花轿路经山伯新坟，突然狂风大作，英台下轿祭拜，山伯坟墓裂开，英台往墓中一跳，结果两人变成一对花蝴蝶，向空中飞去。
有情人不得成为眷属，乃至双双魂归离恨天，这当然是一个浪漫凄美的爱情悲剧，笔者将在下文《七世夫妻》的整体结构中，讨论它的“浪漫”与“凄美”，现在先行剖析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位主角的心理形貌。
祝英台的爱情观与婚姻观
在故事里，祝英台是个外向、开朗、沉着、果敢的美丽少女，她活泼好动，打秋千的技术高超，乔装卖卦先生哄骗老父，又女扮男装到杭州，混在一大堆男人中读了三年书；其间几次差点被山伯识破女儿身，但都被她冷静地应付过去。见山伯眉清目秀，一派风雅，志诚可靠，心生爱慕，主动托师母做媒，并在长亭相送中，频频向山伯示爱。这样一个奇特的“前进”女子，为什么会在回到家里后，听命于父亲的安排，违背前心，辜负山伯的一片深情，而没有丝毫的反抗意识呢？笔者认为，这是她的爱情观与婚姻观有别使然，爱情是私人事件，而婚姻则是社会事件，爱情是婚姻的充分条件，但并非必要条件，婚姻所必要的乃是说媒、下聘、迎娶等社会仪式。因此，英台会留下花鞋，托师母做媒；长亭相送中，又提醒山伯，家中小妹，“今日亲口许配于你，你可早日回家，请出媒人说亲”。回到家中后，焚香拜祷，“保佑梁兄早日前来议婚”，“倘若父母把亲事许配他人，那时梁兄前来，也是悔之不及，枉费了奴家一片爱慕之心”。直到山伯果真迟来，花园叙旧时，英台责怪山伯“我初时叫你早些回来，只怪你自己耽误了”，“马家有三媒六证，你的媒人在哪里？”最后送给山伯三百两银子，劝他回家“另娶一位贤德小姐”。
这固然可以说是编故事的作者硬派给祝英台的观念，但多少也反映了世间女子的普遍心思，它不只是祝英台所独有，也是《七世夫妻》中孟姜女、秦雪梅等所共有的。从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的观点来看，在性结合中，负担怀孕、生育、哺乳等任务的女子，其“投资”远大于男子，她需要仪式性的保障，能依社会所规定的仪式来示爱者，才是性结合的保障，也可以说是女人对男人爱情的一种考验。社会生物学家认为，这是由遗传基因所规划的“生殖行为模式”，因此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女性的集体潜意识。很显然的，梁山伯并没有通过这个考验，最后甚至不理会这个考验，而在花园中“抱住英台纤腰，不肯放手”，但女性在这方面是决绝不可退让的，已非男性意志的延伸，结果山伯被英台一句“梁兄不必如此”说得心如刀割，意兴阑珊。
三年同窗共宿而不及于乱，完全是来自祝英台女性的自持，这种自持为她塑造了完美的形象，激昂了一个男人的生命，但同时却也将他带向毁灭之途。
梁山伯生命的提升与毁灭
梁山伯这位眉清目秀、一派风雅的书生，在故事的前半段，给人一种拘谨、沉闷的感觉。三年与祝英台日则同桌，夜则同宿，虽然见英台胸前两乳甚大、白绫小衣上有血迹（月经斑点）、两耳穿眼等种种迹象，怀疑英台有些“女子模样”，但总被英台巧言哄过。有一次在深夜写了个生字，想欺身试探英台，结果反被英台一状告到老师面前，山伯吓得“魂不附体”。老师罚他领个大纸箱放在床中，不许碰破，山伯唯唯遵命，以后即不敢造次。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不许“碰破纸箱”，固然含有不许“从事性冒险”的象征含意，但由此亦可知，梁山伯原是个服从权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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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梁祝与七世夫妻谈浪漫爱及其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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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亭相送中，英台以各种明比暗喻大谱凰求凤的恋曲，只差没有直接说出“我要嫁给你”，但梁山伯却是一路的“愚兄不懂”“荒唐”“讨我便宜”“你我就在此地分手罢！”他的无法领会，在原故事是因太白星君摄去他的真魂所致；但在紧要关头变得呆傻，正暗示他是一个身不由己受命运作弄的人。
这样一个拘谨沉闷、服从权威、受命运作弄的书生，在知悉祝英台是个女红装，且对他情深似海后，平稳无波的生命开始起了变化，因爱的召唤而展现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在师母告诉他真相，出示花鞋凭证后，他立刻离开了学堂，“奔上”阳关大道，也不返家，直望祝家村而来。见了改着女装的祝英台，犹如九天仙女下凡，不觉“神魂飘荡，心旌摇曳起来”。当英台告以爹娘已将她许配马家后，他虽然犹如“冷水浇头，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