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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仍有很大的惯性作用，片面追求产值和速度的倾向仍然存在，国民经济还没有切实转变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1981年和1982年上半年，经济调整刚刚取得一定成效，1982年下半年又出现了片面追求高速度和固定资产投资膨胀的苗头。1984年，为了提前翻番，提高产值增长的速度，各地竞相增加投资、上项目，加上消费基金增长过猛，形成了1984年下半年货币（包括现金和信贷）的过量供给和工业增长速度直线上升。1985年，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差距继续拉大，经济环境趋于过热，使全社会的整体经济效益有所下降。六五计划后期，产品质量普遍下降，物耗相成本明显上升，经济效益并不理想？六五计划要求工业产品可比成本每年降低1％－2％，实际上除1981年外，都没有实现，1984年反而上升19％。1985年继续上升。从速度中心到效益中心的转变，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核心。对于今后经济发展来说，进一步克服片面追求产值速度的倾向，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仍然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2）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经济过热。如前所述，六五期间的积累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1985年达到33。7％，为1980年以后最高的一年。积累率高的原因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多、规模过大。六五前3年的投资平均每年增加156亿元，1984年和1985年增加的投资相当于前3年增加投资的总和。
1985年，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每年增长22％，与过去的情况不同的是，由于改革，现在的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中，由预算外资金安排的建设已占40％以上，投资规模突破较多的是自筹投资。预算外投资增长过快，超过了国民收入、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的增长率。积累需求和投资规模过大的原因，在于传统的经济体制还没有根本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即以外延型为主的扩大再生产有式，还没有转到以内涵型为主的新路现七五计划的基础》；1986年增刊二《六五时期的若干基本经验》。
子上来。把投资规模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逐步实现由外延型为主向内涵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3）农业生产中出现了重副轻粮的倾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贯彻落实极大地焕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六五期间粮食产量稳步增长，1984年突破了4亿吨。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区放松了对粮食生产的领导，对前几年农业发展形势估计过高，认为粮食已经过关，可以把主要精力从抓粮食生产转移到抓钱上来了。结果导致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中，出现了重工轻农和重副轻粮的倾向，从事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投入减少，影响了种植业的发展特别是粮食生产的稳步提高。1985年粮田面积调减过多，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五六千万亩，粮食产量比上年减产六五期间出现的上述问题，有的是旧体制下的老问题，有的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这些问题也成为以后经济建设与改革中的重要问题，只有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逐步加以解决。
第09章 在调整中前进的第七个五年计划
·1。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论争
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论争就一直存在。这种论争并不仅仅限于理论界的学术讨论，而且也直接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改革开放以后，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讨论有过多次反复，但总的趋势是逐步深入，不断取得进展和突破。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最终确定逵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从时期上看，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论争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大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关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讨论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到十四大之间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论争。
一、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前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论争
这个时期的论争从理论上说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围绕着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是否起调节作用的讨论；改革开放后围绕着社会主义经济是否是商品经济的讨论。
（一）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讨论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上半期，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有过三次大讨论。
第一次是在1956年到1957年间。我国所有制的三大改造完成，建立了社会主义单一公有制经济。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受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支配。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是否还存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是否还起调节作用，在理论界展开了一场讨论的高潮。关于商品生产问题，各种意见不管是从哪方面寻找原因，但都承认其有着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关于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问题，看法有分歧。有的观点认为，随着公有制经济的建立，国家计划管理范围的扩大，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将越来越受到限制；有的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仍然有着广阔的作用范围。后一种意见在当时属于非主流观点，其代表人物甚至受到批判。
第二次讨论是在1958年到1959年间。针对大跃进和入民公社化高潮中出现的共产风、一平二调现象，理论界再次展开了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
讨论中批判了取消商品生产和否定价值规律作用的观点，一致肯定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必然性，承认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应该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服务。讨论还认为，在实际生活中，价值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同时发生作用。
第三次讨论发生在60年代上半期。在对多年来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和教训进行总结过程中，继续探索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这次讨论同这个时期的改进经济管理联系起来，进入到计划管理层面，围绕着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问题展开。通过讨论，人们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认识，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更加具体化。
综观上述讨论可以看出，这时的讨论基本上没有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讨论，还是在肯定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来认识计划体制下经济运行中的问题。但这些讨论中提出的一些观点，特别是一些非主流观点，成为后来理论突破的思想萌芽，为以后承认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以及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中，在极左思潮支配下，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等一律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理论研究受到窒息，也给实际经济工作造成严重恶果。
（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否是商品经济的讨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趋势推动着理论界的思想不断解放，对许多过去没有提出过或没有解决的问题进行新的探索。从1978年到1984年间，经济学界召开了一系列讨论会，就经济体制改革、价值规律、价格、计划与市场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取得了新的进展。在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上，这个时期开始提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统一，提出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应该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等新的观点。但这时并没有彻底否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计划管理体制，多数人还在强调计划经济为主，指令性计划为主，而把市场从本质上看做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只能作为计划经济的辅助手段。因而这个时期的权威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并把这一提法写进了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但是，这个时期，在中央决策层和理论界都在深入思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问题。邓小平在1979年11周会见美国客人时，首次提出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尽管这仍是肯定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作为补充，但在提法和观念上显然是进了一大步。这个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还没有形成共识。一些人坚持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把改革初期出现的一些问题归咎于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因而在80年代初期发动了对商品经济论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主张的批评，出现计划经济理论的回潮。这一批评一直延续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
在这段时间里，改革仍在继续推进，但旧的理论框架严重束缚了改革的进展。为此，理论界和决策层在推进理论突破和观念更新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就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进行热烈讨论，积极为商品经济恢复名誉。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新的提法尽管不够完善，还留有计划经济的尾巴，但这毕竟是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突破，是对此前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论争的一个阶段性结论。同时经过讨论，前一时期一些尚不十分明确而有所混用的提法，如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酌混同，市场经济与市场调节的混同，这时也都开始逐步明确。
《决定》在理论上的突破为中国改革确定了正确的方向，显着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
二、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论争
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即肯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