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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毅的构想中，阿彪和他的洪兴社非常关键，在时局发生变化时，不妨打入日本殖民政府内部，利用与日军的友好关系，充当南洋华人的保护伞。
早在定位洪兴社在未来抗日大业中将采取何等立场之前，卢开明的南华集团已经走出了第一步，通过香港作为全球贸易自由港的特殊地位，南华集团与台湾、日本建立起了生意往来，随后又通过与三井、三菱、住友、安田株式会社的合作，卢开明这位拥有英国爵士头衔的中国人，进入了日本军政两界的视线，被日本情报机构誉为“中国南方的最大发现”。
由于南华集团自创立之初，便有意割裂了与安毅及江南集团之间的联系，日本人经过数月调查后确认，这家在香港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企业集团，干净清白，而且其所有者卢开明对大日本帝国拥有极大的好感，认为大东亚共荣可以促进中国整体进步，是非常难得的“开明之士”，因此日本政府和军部加大了笼络的力度，安毅的计划已经初步生效。
现在，阿彪是这个计划的另一个保证，是对卢开明的一个有益的补充，因此，尽管此前已经多次密商过，但现在安毅依然想找阿彪谈谈自己的想法。香港所处的重要位置、历史环境、复杂的多国关系，注定了香港是安毅集团决不能放弃的重要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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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一四三章 双管齐下
第一一四三章 双管齐下
六月十八日，林村老少离开叙府时。安毅亲自到码头相送。老族长意味深长地抓住安毅的手，连拍了几下，随即黯然登船。
林旭东扶着安毅的肩膀，笑着说：“放心吧，美国的事情有我盯着，会越来越好的！这几天和你在一起，我发现你的眼界不是一般的宽阔，尤其是那些赚钱的金点子，让我叹为观止，回去后我还得琢磨消化一下，又有得忙了。”
安毅重重地握着林旭东的手：“四哥，一切都辛苦你了。我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日寇已经被我们赶出了家园，我们可以在一起把酒言欢，纵情风月，心情不再这么沉重。”
林旭东点了点头，转身登船。
在林旭东谈话的时候，林氏姐妹一直目光复杂地看着安毅，这两天她们明显感觉到了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心情也随之变得复杂起来，可惜离别在即。彼此再也没有深入了解的机会。
随着林村人的离去，欧耀庭也带着妻子和孙子返回缅甸，特意前来恭贺的宾客先后告辞，叙府恢复了一向的平静，但灾难深重的华夏大地发生的一幕幕，依然让安毅无法有片刻的喘息。
随着日军不断向中国增兵，华北乃至整个中国的形势日益严峻。
狂嚣的、自诩为时代先驱者的日本，已经无法解决明治维新后接连出现的发展停滞与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等问题，小小岛国急剧膨胀的人口压力，让整个日本展现出它特有的畸形丑陋的社会特质，经济衰退、粮食短缺、能源贫乏、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制体制等等，终于促使尚未完全进化的日本人铤而走险，加快了野蛮的侵华与掠夺步伐。
灾难深重贫穷懦弱的中国，彻底沦为日本人侵略和掠夺的不二目标。
六月二十一日，继四日前向北平派遣五千驻军后，日军又有一千二百余官兵增兵北平，分别在西、南两个重要城门设置警备区，北平四个城门，有三个落入了日军手里。宋哲元以“友邦分歧应以大局为重”的懦弱借口，再次退让，将平津之间的重要关卡、公路控制权，拱手相让。
两日之后的二十三日，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给不甘忍受欺辱、通过授旗来振作军心的南京国民政府，来了个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亲自给驻扎北平的日军各部授旗，鼓励日军挑起事端。“最终实现大东亚大共荣”。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至此峥嵘毕露，毫无掩饰，连最后一块遮丑布都彻底抛弃了。
国民党中央政府终于意识到，无论自己如何退让，都不能制止日寇的侵略步伐，蒋介石情急之下，一面加快处理两广的叛逆行动，一面急召全国各路诸侯赴南京开会，急商对策。
六月二十八日，一日之内接到中央政府中央军委三份急电的安毅，终于离开叙府，飞抵南京。
安毅一到南京，立即开始紧张的工作，随后发生的事情令安毅对蒋介石纵横捭阖的手段叹为观止：
七月二日，对陈济棠极度不满的广东空军将士，突然悉数驾机飞赴南京，宣告支持国家统一，拥护中央领导，陈济棠数年中花费大量资金，从欧美各国购买的一百二十余架战机就这样投入到中央军怀抱；两日后。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离开广州，率领驻扎粤北的主力部队，北上江西，投奔中央军，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接着通电全国，反对陈济棠独裁贪腐，挑动内战，宣布就此脱离陈济棠部，彻底效忠党国，并呼吁粤军将领对陈济棠实行兵谏。“南天王”陈济棠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情急之下仍然不思悔悟，妄想尽快恢复军心士气，继续与中央对抗。
七月十日，经过半个月紧张筹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届二次会议开幕。
华北日军就在这个极为关键的日子里，以极度蔑视中国政府的野蛮态度，主动挑起事端，围殴驻扎大沽的二十九军官兵，同时在北平和天津两地，出动装甲车辆，游行示威，驻扎丰台的一个小队日军突然开上卢沟桥，在宋哲元部将士的眼皮底下，从容举行各种军事战术演习，二十九军将士在上峰严厉命令下，再次选择了屈辱地沉默。
消息传出后，举国悲愤，在南京城中开会的众将帅再也坐不住了，中执常委、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拍案而起。大骂二十九军是西北军的耻辱，是民国的“吴三桂”和“秦桧”，万死不足以赎其罪。安毅、陈诚同时向蒋介石发出请求，将麾下主力调往华北，遏制日军的急速膨胀，其他将领也在忍无可忍之下，纷纷表达“不惜一战”的决心，若不是林森、于右任、丁惟汾等党内元老再三规劝，估计大会都开不成了。
脸色铁青的蒋介石仍然沉得住气，告诉大家，如论如何必须先把两广事变平息后才行，否则不战自乱，后果不堪设想。
会议在沉闷悲愤的气氛中继续进行。
十三日，二中全会通过决议：（一）撤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广州执行部及两广政务委员会；（二）陈济棠免职，改任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以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副主任；（三）任林云陔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四）组织国防会议，任命各省军事领袖朱培德、李宗仁、安毅、白崇禧、刘峙、张学良、宋哲元、韩复矩、刘湘、何成浚、顾祝同、何键、杨虎城、蒋鼎文、徐永昌、朱绍良、傅作义、余汉谋为国防委员。
至此，国民党中央政府终于通过成立“国防会议”的形式，正式开始了全国性的对日战争准备工作。
蒋介石在随后的报告中，无奈而又屈辱地喊出了“最低限度为保持领土主权之完整，至不能容忍之时，即作最后牺牲”的狠话。并主持通过了安毅提交的“冀鲁豫军事演习计划”申请报告。
七月十四日，会议闭幕，日军出动数架战机，飞临绥远傅作义部防区上空，大摇大摆地侦查监控，由日军将佐控制指挥的伪蒙武装三万余人，开始逼向傅作义部防区，战争的火药味越发浓郁。
安毅仍在军委会议室，与参谋总长程潜、副总参谋长杨杰等将领反复研讨，对即将展开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计划，做最后的复核。
由于此次军事演习牵涉到了驻扎冀鲁豫交界地区的三个驻军共四个师。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方方面面都必须进行充分的考虑，特别是对绥远和华北战场可能出现的危机、空军部队调遣与转场、北方各军各基地的配合协同等问题，进行反复讨论，制定出严密的应对方案以防万一，确保此次有全军近百名将领临场观摩的大规模军事演习顺利进行。
七月二十日，就在安毅和军委负责小组即将飞赴保定之际，两广形势再度出现巨大动荡，本已经逐渐缓和的中央和两广之间的矛盾，突然再次变得尖锐起来，李宗仁、陈济棠、白崇禧再度通电全国，声明在中央军十几个师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针锋相对，以求自保。
通电宣布两广军队组成“抗日救国联军”，陈济棠、李宗仁分别就任正副司令，誓与“居心叵测的中央军”周旋到底。
在蒋介石的紧急通知下，安毅、杨杰等人不得不推迟行程，返回军委总部，出席蒋介石召开的特别军事会议。
听取详细的情况报告和分析之后，安毅和杨杰不由得面面相觑，均不明白独木难撑的李宗仁，为何还要硬拉着陈济棠不放？如今陈济棠在麾下军队四分五裂、纷纷反叛的情况下，几乎快成了光杆司令，他拿什么来抵抗从福建和江西迅速开进广东境内的中央军五个师？
谈论良久，冯玉祥终于说出自己的意见：“委员长、诸位，本人建议把白健生将军调来中央为国出力，而李德邻将军仍然留在广西比较合适，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打消桂系的戒心，消除重重不利于危机消除的谣言。
“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央军以及中央派遣官员进入广东即可，只要稳定了广东，广西就算再有本事也闹腾不起来，我相信德邻兄和健生将军不会那么没远见的，只是在此之前，需要我们中央表示出一定的诚意。否则真要打起来，不是三五个月可以平息战火的。华北和绥远就更危险了。”
众将纷纷同意冯玉祥的意见，蒋介石沉思片刻，不置可否。
这时，两广方面再次传来急报：陈济棠、李宗仁分别在广州和南宁隆重就任抗日救国军第一、第四集团军联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蒋光鼐为参谋长，宣布重新组建第十九路军，蔡廷锴就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迫于陈济棠的压力，新任广东省主席林云陔已经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