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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被迫踏入“斯塔尔王国”的人都很快看到美国梦的黑暗一面，这非常重要。莫妮卡的朋友们都是有着自由意志的、守法、富裕的中产阶级白人。他们都开始了解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政府、司法部和媒体有着无节制的权力。举个例子，玛西娅·刘易斯通过她的朋友比尔·马丁——她坚定的非裔美国律师——了解了另一半人的生活。他们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每天都要面对种族主义的镇压，尤其是针对黑人的。“当我和比尔一起在附近散步的时候，有人上来拥抱我，对我说‘你是我们中的一员。’”她清楚记得那些人既不是媒体，也不是富裕的美国人，而是这个社会的另外一些受害者。
事实上，从1月21日，事件爆发以后，莫妮卡就是一个主要牺牲者，她好像被流放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由丹·拉瑟统治的静止而黑暗的世界。每天早上8点左右起床，拿半个百吉饼、一份奶油芝士和一杯咖啡当早餐。看CNN的新闻或者在父亲的电脑上上网，生怕错过了有关她的任何消息。
中午，在吃“体重控制者”的“瘦身特餐”午饭前，她会一边踩着锻炼的单车，一边把电视调到法制节目《真相重担》，这个节目在这段时间一直关注着斯塔尔调查的进展。“我没有耐心看报纸，我集中不了注意力。很多时候，我想着这个案子，觉得很迷惑。我就好像上了一个法律速成班。”
晚上，她不停地换着电视台，看着一些类似于《拉里·金现场》、《Geraldo》等节目，那些节目持续报道一些最新的法律事件，只有她能看懂其中的重要性。她的新生活方式是一种多余的受虐心态，也反映了她的性格，她想要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想惩戒自己，因为她不得不无助地看着自己的生活被一点点撕碎。
每天这样寻找着有关的信息，她常常能听到电视专家诋毁她的生活方式、她的衣服和她的品德。“在他们眼中，我是一个伤心、可悲的失败者，喜欢出风头，弄出了一段跟总统的不光彩关系。”当然，如果莫妮卡不去注意她的法律小组在做什么事情，不去看电视，她可能不会那么痛苦和烦恼，但是，这不是她的处世方式。从三月中旬开始，她会去市区内特·司贝斯的办公室，帮忙整理和调查有关案情的资料，就像一个治疗专家在对付一个重病那样。
如果说觉得自己还有用，对于莫妮卡来说是一种安慰，那么更大的安慰来自那些如雪片般飞来的信件，百分之七十的信件中里面写满了同情。但是法律禁止她给那些祝福者回信。其中一封特别的信吸引了她的目光，这是一个女演员写来的，她叫雪莉·丹苏克，住在纽约。她也被独立律师的工作组找过，也很担心，不知道该做什么。她说她不是和总统谈恋爱，而是和其他名人有过违法的关系。她想知道莫妮卡的律师比尔·金斯堡是不是也愿意帮助她。一开始，莫妮卡和她妈妈都认为，这个女演员是想通过雇佣目前美国最炙手可热的律师——金斯堡——来出名。
然而几周后，三月上旬的一天，莫妮卡又收到了丹苏克女士寄来的一封信，里面附了一张斯塔尔发出的传票的复印件。莫妮卡为自己的误会感到对不起她，不顾母亲的反对，她把这封信转交给了她的律师纳瑟尼尔·斯派兹，后者把它交给了一个在华盛顿的律师朋友基思·沃特斯。事情暂时告一段落。
就像一个复仇女神一样，特里普一直想要故意刺痛莫妮卡。1月份丑闻爆发后，特里普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出现时，穿着莫妮卡送给她的一件外套。而7月，她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的时候，她带着一个莫妮卡送给她的盗版的Chanel的手袋。10月，就在莫妮卡宣布接受电视访问不久，特里普还接触了这个节目的制作人，试图获得她自己的出镜机会。
斯塔尔王国（6）
几乎同时，莫妮卡遭遇了两个剧烈打击，这让她的精神彻底掉到了谷底。第一个是她看到贝亚尼·内尔维斯，克林顿总统身边的干事第二次被传唤到大陪审团面前。她震惊地看到他系着她第一次送给总统的领带。她立刻想到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总统要求“内尔”系上自己的领带，为了给莫妮卡一个信号，让她不要放弃对自己的支持；另一个是总统根本不在乎她，把她送的礼物随便给别人。而她悲观地相信后者更为可能。
第二个打击发生在几天之后，用心更为险恶。她的发型师伊什米尔·戴米尔打她电话，告诉她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前不久，莫妮卡去他那里把头发剪短时，尾随的记者和摄影师，透过发型沙龙的玻璃拍到了她和她的发型师，这件事让伊什米尔突然名声大噪。琳达·特里普找了他，她用化名和他的托卡沙龙签订做发型的协议。所以他必须跟她接触，不然她就能投诉他破坏协议。莫妮卡的律师听说了特里普也去了，他建议莫妮卡不能再用这个她很中意的发型师了，以免把他牵涉到这个案子中来。这件事看上去似乎非常细小琐碎，但是对于莫妮卡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觉得伊什米尔是那个快乐的过去的一部分，但是现在，似乎世界上每一样原本属于她的东西，现在都属于别人了，属于那些新闻记者，属于那些审判员。
这已经不是第一回了，就像一个复仇女神一样，特里普一直想要故意刺痛莫妮卡。1月份丑闻爆发后，特里普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出现时，穿着莫妮卡送给她的一件外套。而7月，她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的时候，她带着一个盗版的Chanel的手袋，那是莫妮卡跟着国防部去韩国出差的时候，给她带回来的。最近，1998年10月，就在莫妮卡宣布她将接受电视访问不久，特里普还接触了这个节目的制作人，试图获得她自己的出镜机会。
5月12日，星期四的晚上，还在为那些事情烦恼的莫妮卡，和她的律师团一起去华盛顿的山姆·哈利牛排店吃晚饭，基思·沃特斯和他们一同去，他当时在帮雪莉·丹苏克打官司。当他们大快朵颐的时候，纳瑟尼尔·斯派兹神秘地俯身告诉莫妮卡，丹苏克是“Jane Doe Number 7”，葆拉·琼斯案中排在她下面的那个女孩。
这个消息对于莫妮卡来说，简直就是噩梦成真。这意味着总统在和她交往的同时还和别的女人有染。她被愚弄了。莫妮卡冲进洗手间，不可抑制地呜咽了起来。“如果有一个Jane Doe Number 7，”她说，“那么就是说他对我讲过的每句话都是废话，对他来说，我什么都不是，这整整两年的关系只是一场闹剧。在经历了那么多痛苦忧虑，冒了那么多险以后，我还要被这些念头折磨。我想也许他更在乎她，更喜欢她，他们上过床，他甚至可能会说爱她。”
泪流满面的她回到餐厅，要求回家。但是那些律师们还没吃完，不愿意走。金斯堡还粗暴地叫这个哭泣的女孩不要丢人现眼。她伤心地坐在那里，决心结束这一切：她觉得自己已经彻底走到了路的尽头。“我决定回家自杀，我受够了。”
当她回到公寓，她犹豫着是服药还是割腕。她思考着这两个选择，打电话给她的医生苏珊。“我当时很歇斯底里，是她救了我。我从来没有和死亡那么接近过，我不知道怎么再走下去，她让我平静了下来。在那一刻，我已经站在悬崖边上了，是她把我拉了回来。”
“对美国总统那份没有回报的爱情，把我逼到了自杀的边缘。我觉得我的生活结束了，我感觉不到自己还剩下什么。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呢？什么都没有。”
和苏珊医生通完电话，莫妮卡上床睡了。第二天早晨，当她醒过来的时候，她对生活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她现在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都能走过去。可能她仍然会被什么事情打到，但是她永远不会被压垮，这是她人生的转折点。此外，这件事或多或少有了一个好结局，后来她知道雪莉·丹苏克被错误传唤了，根本就没有一个所谓的“Jane Doe Number 7”。莫妮卡差点因为这个错误而丧命。
然而，有一次，她没机会思考。两个月之后，这个“水门囚犯”被允许见第一个访客，她最好的朋友、刚刚出庭作证的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莫妮卡哀求她的律师让她俩见见面。律师们对见面引起的法律后果很是担心，不过最后他们还是让步了，只是要求莫妮卡严格遵照他们的要求，不能谈论任何有关这个案子的问题。莫妮卡在非常焦虑的期待下，度过凯瑟琳来之前的日子，她不知道经过5月17日在大陪审团前的那场折磨后，她的朋友是不是还想见她。她完全不必担心。
担心房间里装有窃听器，她们就在水门公寓的会议室见面。这次重逢充满感情，两个女孩都不确定对方会如何。凯瑟琳担心莫妮卡会认为自己背叛了她，因为她被迫当了证人。而莫妮卡的焦虑是因为她想不起来自己以前在和特里普的闲聊中，有没有对好朋友发什么谬论。如果有的话，当然也会被特里普录下来，成为斯塔尔的证据。
凯瑟琳还能生动地回忆起那次见面的情景，“第一眼见到对方，我们就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哭着互相拥抱，谈到了我们的感情，我们和媒体打交道的体验，等等。我们都对为什么媒体抓着她不放而表示诧异，我们嘲笑了这一切有多么荒谬。”
斯塔尔王国（7）
对莫妮卡来说：“那天看见凯瑟琳，令我精神为之振奋。我那时知道，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我的朋友，还有一点真正的我，还有一个依然深爱着那个真正的莫妮卡的人。如果说苏珊医生保存了我的物理生命，那么凯瑟琳就拯救了我的灵魂。从那天起，我知道我能生存下来。”
当第二天清晨，莫妮卡醒来，发现自己的脸很痛。她意识到她看到朋友的时候，笑得太
多了，两腮的肌肉就疼起来了。这是两个月以来，她真正为一件事情微笑。
四月带来眼泪，也带来更多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