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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观众人数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毕竟上海的观影人群是固定的，主要是因为有声电影的票价要比默片的票价高出三分之一。
南洋的片商看到有声电影大卖，有人就尝试回去改造戏院，放映有声电影。
这样一来，又为林子轩增加了一笔收入。
在新的一年里，除了继续拍摄《三打白骨精》外，明星电影公司还要开拍其他电影，林子轩初步的规划是拍摄武侠片，也就是《射雕英雄传》。
在古装戏上可以拍摄《梁祝》和《白蛇传》等传说故事，时装戏则拍摄鸳鸯蝴蝶派的，比如《玉梨魂》和《歇浦潮》等。
鸳鸯蝴蝶派在上海有广泛的读者基础，拍出来的电影绝对有人看。
在电台广播上，也有了盈利模式。
上次那档介绍上海滩美食和娱乐场所的节目受到了上海听众的欢迎。
这完全是给那些门店免费打广告，刚开始那些店家还很高兴，因为广播，客源开始增多，可他们渐渐的发现电台广播中介绍起其他的门店来。
那些门店都是他们的竞争对手，这一下他们坐不住了。
一打听才知道，那些门店给了万象广播电台费用，所以广播中会频繁出现那些门店的名字，这叫做广告费。
林子轩抓住各家门店的竞争心理，先免费为他们广播，等他们看到广播带来的好处，自然心甘情愿的掏钱了。
当然，这件事不能让美国人奥斯邦知道，奥斯邦还在为他的收音机发愁呢。
据说奥斯邦为了进口这些收音机，还挪用了东方无线电公司的公款，他只有低价卖掉收音机，才能保住本钱。
二月份，张军劢游欧归国后，在清华大学作《人生观》的演讲。
从而拉开了一场科学和玄学的大论战。
在这个时代，论战经常发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因为从西方传进来的各种思想和主义实在是太多了，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都想要说服别人相信，所以论战就在所难免。
这就是思想大碰撞的年代，一个月没有参与几场论战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文化人。
那么这位张军劢是谁呢？
他出生于江苏宝山县一个儒医兼商人的家庭，他有个妹妹叫做张幼怡，也就是徐至摩的前妻，所以徐至摩是他的妹夫。
张家是个大家族，他们这一代兄弟姐妹共十二人，个个发奋图强，居然有一半成了上海滩乃至现代中国的知名人士。
张军劢的学问很深，可以说是学贯中西。
他15岁时中过秀才，然后到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获得政治学学位。
回国后，他参加了学部考试，取得殿试资格，次年经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中国的末代翰林。
随后，他前往德国留学，继续学习政治学。
1923年2月4日，张军劢应著名学者吴闻藻之邀为即将出国留学的清华学校的学生做“人生观”的演讲。
他演讲的大概意思是科学不是万能的，每个人的人生观都不同，不要以为天下的事都受科学因果律的支配。
这次演讲在北平这个新文化中心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新文化提倡的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是民主和科学，这是新文化的两面旗帜。
现在有人说科学不是万能的，这就是对新文化的攻击，于是，以胡拾为首的新文学健将们展开了一场捍卫科学的大论战。
参与其中的学者非常多，包括梁启朝、胡拾、陈独绣等人，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从哲学层面上说，论战的焦点则在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孰是孰非。
这是一次中国思想界的大混战，也代表着日后他们各自所走的道路。
第一百五十八章 民族工商业面临的困境（）
这场论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从后世的角度看，这不仅仅是一场学术上的争论，而是牵扯到在那个时代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或者信仰。
也可以说是应该选择哪一条道路来改造社会。
这一论战吸引了大部分的学者参与其中，各种理论层出不穷。
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论根基，又有来自西方的科学观念，形成了一种思想风潮。
科学派认为在极度缺乏近代科学理性的中国，弘扬科学理性精神，并在这种基础上确立一种新时代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是绝对必要的。
玄学派在中国必须改造、必须进步、需要近代科技、需要富国强兵等认识方面并没有提出异议。
他们倾向于在这之前更需要一种合乎中国国情的价值观的确立，以指导和规范这种近代化的社会转型。
陈独绣则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科学派和玄学派都是唯心主义。
各方几乎无法沟通，论战变成了混战。
有意思的是，在不久之后，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辑出版了《科学与人生观》一书，收入二十九篇论战文章，分别请陈独绣和胡拾作序。
陈独绣的序言把论战中各家的观点逐一点评批驳。
胡拾看罢，也写了序言，开始批驳陈独绣的论点，陈独绣不满意，又开始批评胡拾。
由此可见，当时论战的激烈程度。
当初，陈独绣、胡拾和鲁讯编辑《新青年》，开启了新文化的浪潮，如今，他们在各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很多人从亲密的战友变得形同陌路。
这便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
这个问题在上海的林子轩也没能躲得过去，在上海大学上课的时候被学生问了出来。
说实话，他对这种争论没什么兴趣，便直接告诉学生，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明白，等哪一天想明白了再告诉你们。
这倒不是逃避，而是实话，科学和玄学的争论在后世都没有结束。
在三月份，他陪着冯程程参加了一次慈善活动，是由上海儿童劳工委员会发起的，活动的重点是工厂中的童工问题。
宋家三小姐就在这个部门工作。
上海的工厂中使用童工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初步统计应该有超过2万名童工。
1919年，国际劳动会议规定未满十四岁者为童工。
1923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农商部暂行工厂规则》规定：男子未满十岁，女子未满十二岁，工厂不得雇佣。
但实际情况是一些只有七八岁的孩子照样在工厂工作，而且劳动强度大，报酬极低，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只有两角钱的薪酬。
童工分布在各个行业，以纺织行业的童工最为严重，有一半以上的童工在纱厂工作。
其次是印刷厂和火柴厂，机械和食品行业也有童工。
林子轩对这种情况有所了解，林家的纱厂里就有童工。
这是整个社会造成的，不是一两个人能够改变的，你不使用童工，这些童工也要想办法生存下去，只是换一家工厂而已。
在中国人的工厂还好一些，至少都是中国人，不会过分的压榨。
在日本人的纱厂里就要严酷很多。
此时，日本国内产能过剩，朝中国大量的倾销各类商品，以纺织品为主。
他们在中国各地建立纱厂，用先进的机器和技术冲击中国的纺织行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外国列强顾不上在中国的发展，让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获得了发展的良机。
如今，战争结束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这次慈善活动主要是为童工们捐款，改善童工们的生活条件，呼吁社会各界重视儿童的福利问题，就算是政府也没办法完全杜绝童工。
活动结束，回到家里，林子轩想了想，和林伯清商量一番。
几日后，林家下面的纱厂宣布自4月1日起不得雇佣12岁以下的男女幼工，并在上海纺织行业内部推行这项规定。
林家是上海纺织行业的龙头企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表率作用，不少企业纷纷响应。
然而，日本的纱厂却反对这一规定，依旧我行我素。
林子轩发动舆论攻势，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抨击日本纱厂是血汗工厂，并披露了日本纱厂内部对中国工人残酷的压榨和剥削。
这个时代没有针孔摄像机，否则他会派人潜入纱厂进行偷拍。
他有这个打算，但无法实现，因为日本纱厂管理严格，工人出入都会进行搜身，防止工人偷盗纱厂的财物。
不过，林子轩懂得吸引读者的眼球，新闻不夸张，那还叫做新闻么？
只要把日本纱厂的工人工作环境说的凄惨一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不仅累死累活的干活，还要忍受侮辱和鞭打，简直是人间地狱。
其实，这也是有事实依据的，根据纱厂工人的口述进行稍许的艺术加工。
果然，这件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要求日本纱厂停止使用童工，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禁止辱骂和殴打中国工人。
中国的纺织企业也站出来声讨日本纱厂，并全体通过了禁止雇佣十二岁以下童工的声明。
日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强硬。
他们以日本工厂要按照日本的管理方式进行管理为由，拒绝外来干涉。
林子轩则提出了“抵制日货，救援华工”的口号，得到了社会上的响应。
这是他和日本人的第二次交锋了。
这件事的起因或许是因为童工，实际上是中国纺织行业和日本纺织业的一场较量。
通过这一次的曝光，上海纺织行业内部的问题也显露出来。
主要是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低廉。
比如，上海的丝蚕女工就发出呼吁，上海市的丝业女工每天工作14个小时，工资是4角，还要被扣除2角，仅仅够吃饭罢了。
这些问题让那些整日空谈社会改造的学者们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