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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独李纲力挺两个小官。说：“靖康时任命高、亢二人守河，派给的兵将甚多，贼还没到就先跑，以铁骑五百护送全家直趋江南，沿路劫掠甚于盗贼。朝廷不能正军法，而一军垒守官就敢诛之，必健吏也。这可使日后受命御贼者，知道擅自撤退则郡县之吏亦得诛之，不也能使他们略知有所戒么！是当赏。”
这下让黄潜善和汪伯彦等人抓住了由头。上书弹劾，说李刚违背祖训，鼓励擅杀士人。这个时候朝中有些人还对处死张邦昌还有不同意见，认为张邦昌被迫从逆与主动投怀送抱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他除了怯懦，并无大奸大恶之事，而怯懦在靖康年间又何止他一人，与那些卖国卖主求荣的宋臣相比，其可算得是上不愧君父。下不负汴梁百姓的伟男子。
大家不敢指责太后，便把罪名加到了执行者李纲的头上，不断为张邦昌鸣冤，说他是属于羊肉没有吃到口。却空惹了一身膻腥气的倒霉鬼。生不逢时不说，又落得骂名千载，比奇冤还要冤上三分！
在康王府的推波助澜下。朝廷上掀起一股倒相的风潮，而李纲更是义愤填膺。不断为自己辩护，与人争执。但是孤掌难鸣，陷入困顿之中。在这关键时刻，副相许景衡和御史中丞陈过廷等秦王系和一班倾向于他们的官员站出来支持李纲，而太后郑红梅一言九鼎支持了李纲，不但揽过了赐死张邦昌的功劳，还同意其的意见，命给两名小官各升一级，以示褒奖。
郑太后对李纲的信任，对其提出的意见也基本能采纳，这让李纲心情颇为激动，决心好好辅佐太后，重振国威，他拜谢过后奏道：“今日国势，比之创业要更难。创业之主，乘兴起之运，积小成大，易于成事。而今正当国势萎靡不振之时，金人侵扰之后，士风怠惰，人心畏惧，府库空虚，县郡残破，制度废弛；而欲成中兴之功，犹如大厦之倾倒，须一一修茸才得扶起。”
“然而材料稀少，所以尤难也！应不为群议所动摇，先做大事、急事，而徐图小事。依臣之见，自古以来创业中兴之主，莫过于汉高祖、汉光武、唐太宗，三人皆有英明之资。秦王有宽诚之德，仁厚而有容，果断而不惑，能决大事、成大功，平定祸乱，开创太平，应早日立为君”
百年大宋，到了二帝这一代，真是腐朽得不成个样子了。那个京城在汴京的大宋，亡了固然可悲，但也有可喜之处，就是给了再造大宋一个好机会！李纲的这一番措置，也是体现了他的良苦用心，他真是把秦王看成是汉光武帝那样的中兴人物了，意在重建一个强盛的大宋。
郑太后听完当然是圣心大悦，但是她知道现在还欠火候，便不露声色的以二帝尚在，金军未退，秦王是否即位，那是大事，不能由她独断，待二帝脱险后再议。现在，所有关于强国的建设措施，都要一项一项的来。
“人主最大的事，在于兼听广视，使下情得以上通。今日艰难之际，四方的好事坏事，每日都有想报上来的。士民愿为国家出主意的也多。可是检鼓院仍未设置，这就不是把通下情看成当务之急了！”太后一番话，更让李纲觉得太后为人公正，不为私利，而是站在整个国家的角度上考虑问题，于是他奏道。
郑红梅当然知道这种制度的利弊，好处是可以听取民声，但是也往往会被人利用，作为打击政敌利器，现在朝中虽经整顿，但是尚有当时支持康王的人混迹朝中，秦王势力并不占据优势，用好了就是件清洗异党的利器。便准其奏，传旨在宫门外设置了“登闻鼓”。
李纲立刻依旨安排了官员值班。又设置了两名“看详官”，负责拆读上访信件和建议书，如有可实行的建议，就要呈交皇上批阅。他还规定，在三省的门口设立收发室，可以接受百姓申冤的状词。
于是一批人又被清除，其中有宣抚副使折彦质、陕西制置使钱盖等人，都是金军一来，就吓得逃奔川峡、湖北和江南等后方去了。简直不成体统。还借这个机会对金军入寇时表现不同的地方官及将领，做了甄别清理。金军入侵时。官员中有以死固守的，也有贼未至而先逃的。都分别给予褒贬，以明功罪。于是肃奸清庸之火又烧向了地方
自己的建议一再得到了太后的支持，李纲是干劲冲天，再接再厉，解决了当务之急，又提出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金人再次入侵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方法不是委曲求全，过去以忍让换和平的教训太深刻了。所以他提出，要料理河北、河东。不能因为名义上割让出去了，就不管了。
河北、河东是国家的屏蔽，料理出头绪后，中原可保，东南可安。要是弃置这两路不管，而欲自安于东南，就像外有盗寇，不设藩篱而想自安于内堂一样，那可能么？李纲接着分析。河北、河东虽遭金人蹂躏，但实际上只失去了十来个州郡，其余州郡，都还在为朝廷守城。秦王还在那里领奋战
各地士民、兵将，拥戴大宋之心甚坚，能守城的守城。能结寨的结寨，皆推豪杰为首领。聚众多者数万人，少者也不下万人。仅知名字者就有十余处。朝廷若不趁此时设置官府、派遣使者进行招抚，不派兵去援救其中危急者，恐怕他们就要为金人所迫。强壮、狡诈者降金，其次为盗，老弱妇孺渡河投宋，而朝廷将何以待之？金人历来善于招降。两路军民虽怀忠义之心，然而救兵久而不至，危急无告，必然会怨恨朝廷，金人就会趁机招抚，皆成为精兵。金人派出将领，驱使他们侵扰中原，中国之兵必将望风奔溃，难以控驭。
于是提出，应尽快设置河北招抚司、河东经制司，下力气经营两河。要联络豪杰，收复州县，由朝廷发给他们钱粮、任命书，有功者马上给官做。只要能保全一州或收复一郡者，根据功劳授予节度使、防御、团练使等职，既绝了他们的投降之心，又能借其力御敌，朝廷将因此长久无北顾之忧。
这是一个先内后外、韬光养晦的大政方针。这里提到的“自治”，意为内政完善。经过廷议，秦王府的人沉默了，但是康王府一系的人却表示反对
康王府反对是因为这和前些时候大元帅府发出的命令相冲突了。两个政策相似，但是却有天壤之别，一个是归附朝廷统一管理；另一个却是由大元帅府收编归其统帅。
如果赵构能顺利登上皇，这个政策无所谓是归政府，还是元帅府都是一样的，反正天下都是皇帝的，可现在帝位仍悬，那就不同了，便有可能出现皇位落空，一方拥兵自重分庭抗礼，从而引发内乱的危险。所以说李纲的政策对国家来说是良药，对元帅府来说却是毒药，因此引起了强烈的反弹。
同样这个政策也伤害到了秦王府的利益，谁都知道，秦王之所以能东山再起，力挽狂澜于即倒就是因为他手中有一支忠于他的‘私军’，这同样是他的立身之本，将自己的军队交给政府统一管理难度极大。
而事实上秦王军已经自成体系，并拥有自己的地盘，现在辎重钱粮都是自给，没有从大宋朝廷中拿一文钱，反而倒贴了不少，即便是朝廷也可以说是秦王掏钱维持。他们虽未正式宣布立国，但事实上已是一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说是客军前来帮忙的倒比较合适。
可是你不但不给人家一点好处，却要用一纸诏书将人家的军队收编，这怎么也说不过去的。如果秦王府一旦拒绝执行这项诏令，大宋朝廷能奈秦王如何，倒是惹急了人家即便不与朝廷为难，而是撤回自己的地盘，那现在也吃不消，谁都明白若不是秦王在前边顶着，后边大车小车的支援着，朝廷恐怕也只有‘迁都’了。
李纲的奏疏这次受到了朝中两大势力的冷落，太后的态度也并不明朗，而康王系的人却开始弹劾李纲弄权，要借机插手军中事务，存不臣之心，请罢其宰相。大宋立国后便严格实施军政分开的国策，只有庆历二年至五年与西夏战争期间，枢密使由宰相兼任外，两府都是互不干涉。就是权倾朝野的蔡京也试图插手军务而不可得。
一时间朝中气氛紧张，剑拔弩张。李纲寸步不让据理力争，可他也明白失去了太后的支持。他的想法是无法推行的，于是他进宫面见太后陈请，摆明厉害关系，请求支持。其后又找到枢密院使宗泽商讨，要其配合自己，宗泽也很为难，那些收编的义勇，他可以说服他们为国效力，但是秦王处却没有把握。毕竟那是人家的立身之本，怎么肯轻易撒手，尤其是没有得到明确即位的承诺，他也只能试一试
一连数天都没有音讯，李纲也从充满希望变成了失望，正当他觉得自己的这项改革计划将夭折的时候，突然从前方传来消息，秦王愿意接受朝廷的旨意，听从调遣。为中兴大宋出力。李纲听罢，长舒了一口气，秦王吐了口，此事便有了突破口。心中更加坚信只有秦王这等大义之人才能继承大统，中兴大宋，天平也不由自主的向秦王这边偏了偏。
秦王有了态度。太后那边也随后下旨，整理诸军。任命守臣，奖励有功。秦王被任命为河东、河中、河北。三河宣抚使，授予其节钺调度诸军，任命官员，相机处置之权；任命赵勇为京东路兵马都部署，赵礼为京西路兵马都部署，统御辖区内兵马，任命许宏西京洛阳留守，程氏兄弟为西京正副兵马使，而康王只得到了个南京留守的职位。
李纲也考虑到了河北两路在经济上的困境，命有关部门紧急印刷钞票送往两路州郡，又拨款给两路漕运司买粮供应军民，调拨部分内地的税金供两路行政支出使用。这些措施，立竿见影！两路军民都知道了朝廷的恩德，人心振奋，每天递往朝廷汇报军情的蜡书不断，啸聚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