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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过去胜利的经验也是无法保证每次战斗都会取得胜利的。”赵柽不等两人回答，自问自答道。
作为前世人赵柽比现代人知道更多的恪守旧制而在战争中失利的例子。其中一个他至今记得。在十九世纪，普鲁士军队在耶拿战役中兵败如山倒。在拿破仑的俘虏中有一个不起眼的下级军官——后来享誉世界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他对此作出了精辟的总结：普鲁士军队的失败，它不只是一个风格过时的例子，而且是墨守陈规的极端缺乏想象力的例子。
克劳塞维茨把普军的失败归于中高层军官很少认识到战争的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而其却遵循着过去的成功经验。古今同理，女真人在与宋军的交锋中多次惨败，不可能不做出改变以应对宋军战术的改变和新式武器的出现，以求在战略和战术上胜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战略思维是综合性思维、全局性思维、长远性思维，却不能说它是平衡性思维、调和性思维、妥协性思维。战略思维中一旦失去创造性，随之就失去了这一思维最具有生命力、最具创新力的部分。
“陛下，我们当如何做？”赵仁和赵勇相视后，齐齐施礼道。
问题在这里提出来了，赵柽也不能不答，如何才能确保持续的、不断的进取？赵柽便从怎样制作战略计划、组织战役、战术行动给两个人再上一课。
如果说在一般情况下，国家意志通常表现为代表国家行政权力的领导者的意志，那么领导者真正的进取首先是思想观念上的进取，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功抑或遭受多大的失败，思维主体也能通过最大限度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对经验和传统的超越。唯此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指导实践的思维成果。
宽则漫无边际，严责顾此失彼，究竟该怎么样呢？以为决策者不需要思考就知道国家利益是干什么，以为国家统治者无所不能，以为别国跟己国对现实认识一样，以为国家和民众是一个主体。但实际上他们很难对各部门专业的数据和推测做出质疑。好的决策者不是一概批准或怀疑，也不是代替部门去校正细节，而是善于迅速把握大局和本质。
战略往往给人很全面，没有方向、不果决的感觉，如果把所有因素不分轻重考虑起来，决策中枢便会‘过载’，最终难以及时作出决定，错过有利的出手时机或不利时的避险时机。因此考虑所有因素的决策必然低效，因此必须对战略进行简化。
计划的制定者不应在战斗中去军官那样指导攻城部队如何爆破、火力掩护和突击，但他会明确的指出关键在于打下哪里。他也不会在战役时想一部之帅那样细致考虑炮火准备、隐蔽待机，先期潜入，乃至作战人员获得补给等，但他应会给出争取胜利的原则及胜利来临阶段攻占与管理、军事和政治经济的大协调原则。
而当下赵仁和赵勇作为大宋的军政一把手下一步要做的是根据皇帝制定的原则去组织和制定战略，一是加快战争准备的步伐；二是要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计划的制定要考虑到各种复杂情况的发生。对于判断正确的方案，要用杀鸡用牛刀的办法，不能拖拖延延，要一锤砸死，要搞出几套副案，有备无患。进取性，是战略思维主体的永恒追求。两手准备，两手硬，才能通过进取，最终把握事件发展的进程。
当然做出改变也不是容易的事情，自太宗两次北伐失利，大宋长期惯于从弱者，被动防守者的立场制定战略。他们意识到天下宏论在万千铁蹄下不堪一击，千军万马难敌游牧民族南下野心，而天下一体，家国一系在内耗与**中使得将无忠心，士无死志。赵柽多年苦心经营逐渐扭转了这种局面，今天之大宋在地区是大国，在整个世界也是重要的棋手，如今的战略不应再是等待的、被动的，边缘的，愤懑的，而是主动设计，主动布局，制造机会，把握战争的主动，而不是等待。
当然改变必定要付出代价的，这更包含着你能够拿出来相应的实力，才能承担相应的代价。早年赵柽处于创业初期时，本钱小的很，他赢得起，却输不起，因此必须精打细算，守住自己的根基。而如今的大宋已经不是二十年前的大宋，一场失败的北伐几乎葬送了整个王朝，当前的大宋无论是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都能承受的住一场失败。此刻既然决心去做就要敢于承担损失，不能够因为当初的斤斤计较而变的瞻前顾后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被皇帝教训了的赵仁两人琢磨过味儿来了，敢情是自己废了半天劲儿做了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他俩把底下人做的事情都给做了。而他们在屋里拍脑门子制定的作战计划幸亏没有执行，否则不仅皇帝不满意，底下的人也得大骂自己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做梦。
想明白了关键所在，作战计划的制定顺利了许多，他们像皇帝一样出题交给枢密院的各司和尚书省的各部去解答，而各司各部又将问题分解交给底下的各军去想办法解决。任务和计划被层层分解，他们两个只需对各部送上来的计划进行审核与总结，分别制定出预案，将情况上报给皇帝，以便其根据时局的变化做出最终决定。
于此同时，根据作战所需，各军也采取各种理由向预定集结地开拔，展开有针对性的训练，制造器械，试验新战法，学习新战术。此时的金国对宋军频繁的调动，向两国边界聚集心生警惕，一边加紧备战，一边小心翼翼的极力避免让大宋找到开战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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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五十二章 寻衅（）
十月，大宋针对女真人恢复左右元帅府之事提出抗议，称其违反和议中不得向对方做出敌对行为。现在金国在两国边界修建界壕、堡寨等军事设施，并布置重兵，完全是挑衅行为，大宋有权终止双方和议，采取应对措施。
面对大宋的指责，金国立刻派遣尚书左丞萧仲恭前往汴京送上岁贡的同时解释此事，澄清误会。他们言称修建界壕不过是为了防备鞑靼人对边境的骚扰和海盗对沿海城市的侵袭，绝无针对大宋用兵的意思。同时婉转的提出大宋向西北调集重兵，频繁针对金国进行军演，才是破坏两国和平，准备对金动武。
大宋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想要进行北伐，称鉴于金国二十年前曾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发动了对宋战争，因而对其穷兵黩武的修建军事设施不得不提高警惕，防止其发动突然袭击。只要其拆毁界壕，减少边境上的驻军，撤销左右元帅府，大宋便同意取消今冬对他们的军演。
界壕是丞相兀术耗费了举国之力才修建起来的，你大宋说拆我们就拆啊，萧仲恭当然断然回绝了大宋的无理要求。称正是因为大宋朝廷不断对民众宣传对金国的仇恨，支持蒙兀人频繁骚扰金国边界地区才导致了边界形势的紧张，金国修建界壕完全是一种防御措施，绝不是用来进行进攻的。
大宋自然也不会同意金国对其修建的界壕只是用来作为防御的荒诞说辞，指出其界壕在军事要地修建了堡寨，布置了重兵。囤积了大批粮草和军事物资，完全可以用来作为进攻大宋的前进基地。而蒙兀人并没有发动针对金国的袭扰。他们只是在对与其有血仇的塔塔儿人进行报复。
可正是金国擅自插手两族之事，处死蒙兀部俺巴孩汗。并悍然出动军队攻击蒙兀部才导致了边界形势的恶化，使本已出现和平曙光的草原又陷入了部族间相互仇杀，并波及到大宋边界，导致沿边牧民不敢放牧，农户不敢种田。这个责任应该又金国承担，而不是把自己种下的恶果推给大宋。
接着大宋又旧事重提，称金**方绑架了大宋西北工坊的两名工匠，经大宋多方索要不但没有归还，而且被其杀害。这种**裸的侵略行为怎么能让大宋相信其在边界修筑工事。囤积重兵仅仅是为了防御，而不是为开战做准备。萧仲恭对此是有口难辨，其实这件事的始末还是知道一些的。
为了获得宋军连珠枪的制造方法，金国谍报司费劲心机收集四处情报，皇天不负苦心人还真让他们收买到了两个大宋西北工坊的制枪工匠，并许以重金给拐带到了金国。而大宋方面很快就觉察到了，并动用各种关系查找，偏偏谍报司的那群笨蛋没脑子，那两个工匠因为想家。他们居然就将俩人带到‘宋馆’里去一解相思之苦，结果泄露了行踪，并被大宋拿到了证据，他们就以金国绑架人口的名义索要。
当时主管外交的萧仲恭负责处理此事。一问之下才晓得俩人确实是被自己人给弄来的，不过却是两个没用的废物，他们带来的东西根本就是假的。根本就没有丝毫作用，结果谍报司的人一气之下把俩‘骗子’给杀了。送是送不回去了。他只能以两人是不堪忍受欺压自己逃到金国来搪塞大宋，坚决不承认是绑架来的。
因为根据两国和议中规定。不得接受对方国家的逃人，抓住后应该及时送回，所以说即使是自愿过境的，金国也有义务抓住并送还大宋。其实对于这条协议，大家平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边境线那么长谁也看不过来，只要不是大规模的逃亡谁也不会在意的，所以甩掉绑架的帽子就行了。
而大宋方面却不肯就此罢休，居然不惜动用自己的谍报人员设了个圈套将当初诱骗两名工匠的金国探子给逮住了。落到人家手，想要什么样的口供办不到啊，于是金国便坐实了‘绑架’的罪名，为了安抚暴怒的大宋，最后不得不送回尸体，赔了一大笔钱了事。没想到大宋今天又拿出来当做指控他们侵略大宋的证据。
虽然处于下风，萧仲恭也只能硬挺着不承认，于是双方大打口水仗，都指责是对方想发起战争，破坏两国来之不易的和平。面对‘不讲理’的女真人，大宋决定对金国的挑衅采取实质性的措施，针锋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