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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阳大战，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给王莽以致命打击。这年九月，起义军攻入长安，杀掉王莽，推翻新政。在整个战争中，面对号称百万的莽军，刘秀有勇有谋，指挥若定，表现出智勇双全、凛然不可侵犯的大将风度，也大大提高了刘秀在起义军中的威望。
镇抚河北随着刘和刘秀在宛城和昆阳功勋的建树，随着王莽政权的即将灭亡，农民起义军内部争权的矛盾便显露无遗了。刘玄担忧刘、刘秀兄弟影响他在更始政权中的地位，于是与农民将领“遂共谋诛伯升（刘字伯升）”。刘与其部下以“莫须有”的罪名一同被杀。
刘的死，对刘秀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面对巨大的压力，刘秀表现出遇大事而沉着冷静的胸怀与气度。一方面，他为失去一起举兵、一齐奋战、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哥哥，充满悲痛，充满怨愤，史书记载他“独居辄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处”（《东观汉纪·光武皇帝纪》）；另一方面，他却立即从前线返回宛城，向更始帝谢罪，不谈昆阳之功，不为刘服丧，不与刘旧属往来，饮食谈笑一如既往。但他深知，尽管一时消除了刘玄等人的猜忌与疑虑，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避开种种矛盾，寻求更大的发展，刘秀一方面隐忍韬晦，另一方面也在暗中扩大势力和影响，并利用各种机会为摆脱更始政权进而统一天下做准备。
更始元年（23）十月，刘秀奉更始帝刘玄的命令，以破虏将军兼大司马的名义出使河北，稳定那里的局势。这时的河北形势十分复杂，刘秀一方面希望早日摆脱更始政权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对在河北的发展信心不足。在这关键时刻，冯异、邓禹等的建议，使他坚定了信心。
冯异，字公孙，颍川人。本为王莽部下，后为汉军抓获。冯异敬仰刘秀的仁德，刘被杀后，唯有他理解刘秀的悲痛，宽慰刘秀节哀；在更始政权对委派刘秀巡视河北出现犹疑之际，冯异又劝说刘秀厚交当权左丞相曹竞及其子尚书曹诩（ｙì），最后才得以成行。来到河北，冯异建议应以“施行恩德”为原则，巡行郡县，处理冤狱，释放囚徒，关心弱势群体。
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曾与刘秀同时游学长安。听说刘秀被派往河北，他立即“杖策北渡”，追到邺（yè）城。刘秀见老同学前来，笑着试探他：“难道是为做官而来？”邓禹则坦言：“只希望你能够一统天下，我从中能够效微薄之力，垂名青史罢了。”与刘秀彻夜相谈，建议他“延揽英雄，务悦民心”，激励他“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
正当此时，王郎的出现，为刘秀占据河北设置了很大障碍。
《后汉书·光武帝纪》书影（宋刻本）王郎谎称自己是汉成帝的儿子刘子舆，利用河北地区一些豪强地主为确保自身利益而排挤刘秀的心理，在邯郸建立了一个新的割据政权。王郎悬赏10万户通缉刘秀，更始二年（24）初，刘秀只好从真定北往蓟（jì）地，后又慌忙逃离蓟城。在南逃途中，他们不敢进入城邑，只能风餐露宿，一路上被王郎军围追堵截，险象环生，最后逃到信都（今河北邢台西南）才始脱险境。在信都，刘秀接受了信都太守任光的建议，发布檄文，征发精兵。这样，刘秀终于站稳了脚跟。
四月，刘秀亲自统帅大军包围了邯郸。双方激战20余天，王军被消灭，王郎被杀死于逃跑途中。这样，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基本上为刘秀所有，河北成为他脱离更始政权、创建统一大业的重要基地。
削平割据25年6月，刘秀在鄗（hào）城（今河北省柏乡县北）举行大典，登基即位。改鄗城为高邑，定为首都，年号建武，大赦天下，东汉王朝从此建立。
东汉建立之初，绿林军坚守着洛阳，赤眉军占领了长安，独霸一方的地主割据势力，几乎遍及大江南北，社会仍处于四分五裂之中，统一全国的进程才刚刚起步，而且任务将十分繁重。刘秀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南征北伐，终于完成了统一全国的伟大事业。下面就是他建国以后统一天下的时间表：
25年10月，固守洛阳的绿林军统帅朱鲔（wěi）在汉军围攻下举城投降。刘秀迁都洛阳。
26年，收复洛阳以东及洛阳至长安沿线的豫西地区。
27年，赤眉军投降，汉军占领长安。
28年，消灭东方的割据势力刘永。
29年，消灭河北地方势力彭宠，河西的窦融归顺。
30年，消灭淮南割据势力李宪，平定关东地区。
31年至36年，消灭了西北的隗嚣、西南的公孙述各部，北方的卢芳逃往匈奴。
从22年起兵，到36年消灭公孙述，刘秀在刀光剑影中拚杀了15年！在这15年中，他拚出了一个东汉帝国，杀出了一个统一局面。他死后，文武百官根据他一生的作为，给他定的谥号是“光武”。“光”是光复汉室、光大汉业，“武”是克定祸乱、安定天下。但他对战争造成的社会混乱、经济衰退、人口锐减的直接结果，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因此，自从平定公孙述之后，他不再谈论军旅方面的事情。有一次，皇太子希望听听父亲打仗的有趣故事，光武帝对他说：“古代卫灵公曾向孔子请教战争的事，孔子没有回答他。这也不是你所要知道的事！”他已经坚定了信念，要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问题上，尽快改变社会面貌。
◎重建帝国
王莽以新代汉，托古改制，残酷暴虐，怨声载道，最终被轰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所推翻。但无论是农民起义军，还是割据诸雄，对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社会动荡、百姓流离的现实，都显得束手无策。
＇奇＇既要创业，又要稳定，还要发展。历史已经把责任不可推卸地压到光武帝刘秀身上，刘秀也便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了这个复杂而艰巨的重任。
＇书＇其实，在建立政权之初，甚至在镇抚河北之时，刘秀已经注意在战争之余，着手进行民心的收拾与社会的重建了。
＇网＇柔道治国建武十七年（41），刘秀还乡，宴会故旧父老。席间，刘氏宗室的女长辈们都说：“文叔从小就诚实可信，从不假献殷勤，既爽快，又柔顺，所以今天才能光宗耀祖。”刘秀听后大笑道：“我治理天下，也是想用柔顺之道啊！”
“以柔道行之”，确实是刘秀治理国家的一大特色。
还是在他建国之前出镇河北时，就首先清除苛政，理结冤狱，罢黜贪官，延揽人才，广施恩泽，取悦于民。东汉王朝建立后，刘秀面临的是“百姓虚耗，十有二存”的残破局面。为此，他顺应民心，实行宽松的统治。
减轻赋税。为恢复被破坏了农村经济，建武六年（30），他就下令实行“三十税一”的田赋制度。每逢突发性的自然灾害，他都要下令减免徭役，对于那些鳏、寡、孤、独、笃、癃、贫而不能自给的，官府经常发给粮食。
解放奴婢。奴婢问题是秦汉以来的重要社会问题，刘秀称帝后，曾先后九次颁布诏令，要求释放奴婢，禁止虐待和杀害奴婢，敢于阻挡者予以严惩。这个政策针对积存已久的问题，在严重缺少劳力的情况下，免奴婢为庶民对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具有积极作用。特别是诏书中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观点，尊重奴婢的人格，提高奴婢的地位，表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具有进步意义。
停止武力。长期的戎马生活，使他迫切希望摆脱鞍马劳顿的辛苦，体会息肩思乐的幸福；长期的动荡混战，使他希望尽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在他当政的33年中，除了在建国初十几年时间外，他确实也没有发动过任何战争。
强化皇权除了经济上的恢复，政治上的重建也是东汉政权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刘秀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集权统治的措施，以此来巩固统治。
加强中央集权。刘秀提高尚书的权力，把原来地位较低的事务性官员变为政务官，设置尚书台，掌管全国政事，直接对皇帝负责。他限制三司（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让他们各有职掌，各负其责，不可逾越，并逐渐削弱他们的权力，有时甚至只是“备员”（充数）而已。他在宫廷内设置中常侍、黄门侍郎、小黄门、中黄门等宦官职务，由他们掌管传达皇帝的号令和诏书，阅览尚书进呈的文书。这样，尚书权高位低，三公有职无权，宦官只供驱使，大权便集于皇帝一身。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宦官虽然只供驱使，但实际上权力要大得多，这便为东汉中后期的宦官乱政埋下了祸根。
精简地方机构。建武六年（30）刘秀就下诏要精简机构、裁减吏员，诏令颁布的当年，就“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这不仅节省了国家财政开支，而且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另外他又恢复了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的“刺史”制度，除首都和京畿地区外，其他十二州，每州设一刺史，遵照皇帝的命令，代表中央，巡行郡国。从而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与控制。
废除地方兵权。刘秀取消了三种地方军队——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水兵），撤消了地方军长官郡都尉，让地方士兵一律退伍还乡，从事农业生产。中央军队称南北军，由中央直接控制，重大的军事行动由京都兵担任。这样，既有利于把军权集中在中央，又能防止地方上的叛乱。
合理安置功臣。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周围都会聚集着一批一同创帝业打江山的功臣。开国皇帝与开国元勋之间往往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使之或骄纵妄为，尾大不掉，甚至危及皇权；或心存疑惧，产生二心，甚至另立旗号。在这方面，西汉初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以致韩信发出“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感慨，道尽了众多开国元勋的辛酸史。
刘秀是靠着血与火的激烈争战创立帝业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足智多谋、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