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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i。随天圜楼内分,先来居内,后来居外。不分座次。”
“原来如此。”玦坐与玦阁同意。天圜楼,本就是上下五重,环形楼宇。“半环曰玦”,内中分割,必是玦形大堂。
二人这便同下藏书阁,往五经大课堂而去。
课堂门前,已列队如龙。
见庞统后来,便有前人让位。
却被庞统谢绝。安心与孙策,列于队尾。
便有人窃问让位者:“此何人也?”
让位者答曰:“岂不闻‘四子’乎?”
窃问者言道:“古之先贤,岂不知邪?‘尧命四子以敬授民时’。四子,谓: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
“非也,缪也。”让位者答曰:“太学四子,非尧帝四子。”
“何人竟并称太学?”窃问者颇为不服。
“周瑜、司马懿,庞统、诸葛亮。此四子也。”
1。53 吾道东流
时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元五年(前136年),罢传记博士,又为《易》、《礼》增置博士,与文、景时所立《书》、《诗》、《春秋》合为五经博士。宣帝时增置博士为十二类:《易》为施、孟、梁丘;《书》为欧阳,大、小夏侯;《诗》为齐、鲁、韩;《礼》为后氏;《春秋》为公羊、谷梁。
今汉初,博士有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公羊》二:严、颜氏。
由此至汉末,博士人数无所增损。博士弟子,武帝时为五十人。昭帝时,增满百人。宣帝时,增倍之。成帝末,增至三千人。汉末,太学大盛,诸生至三万余人。
蓟国太学博士,虽沿用五经博士之旧称。然诸子百家,皆有涉猎。经儒宗等国中大儒,兼容并蓄,去伪存精。集各家之所长,号百家学坛。实乃将尚未编纂完毕之国典《蓟国大百科全书》,先行传授太学诸生。
俗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一家之言,总有缺陷。能将百家之长,融合贯通,学以致用者。号通儒。足见,汉时百家,尚未绝迹。
凡国策,必因时化育,因地制宜。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
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为何来?若所思所想,脱离大汉国策民情,必有偏差。和合之风,遍吹中夏。羁縻和亲,向化四夷。与之相匹配,国力强横,鼎盛文明。故引百蛮来朝,莫不以汉化为荣。前后两汉,开明国风。朝野上下,开放包容。
和合之风,开明包容。在此等历史背景下,武帝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作何解?
窃以为。必是借儒家“中正平和,兼济天下”之风,兼容并蓄,一统百家。武帝一代雄主,非但要一统九州,还欲一统学术。无论疆域还是思域。武帝皆要做“千古一帝”。
若行焚书坑儒,既不符时代风气,亦不符后世史实。
所以,品人论事,绝不可脱离时代。更不可代入后时代。否则,必然得出“五胡入华”之谬论。
于是乎,研究历史,首当其冲,需还原时代的风貌。否则,闭门造车,道听途说。
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太学后院,高成馆。
庞德公与儒宗,正阁中对弈。
“王允令王上兼督四州,未尝不是缓兵之计。”庞德公言道。
儒宗亦知:“时董卓乱政,妄自废立。王允欲行拨乱反正,借遣使抚慰山东,而问计主公。主公为全大局,不欲再起纷争。稍后又为麟子阿斗,筑甘泉宫。时易县为京,遍传大河上下。众皆以为,主公欲立麟子,裹入叔侄之争。趁机割据河北。故,王允先予之,以安主公割据之心。”
“今叔侄三人,各自称帝。九州决裂,天下三分。窃以为,关东当为曹孟德所据。二袁或顺下江左,挟合肥侯割据江东。”庞德公,早有预见:“刘景升,自险胜孙坚,稳坐荆州七郡。渐为荆州名门所裹挟,久必生据土之心。益州刘焉,亦难久居人下。群雄并起之势,成矣。合肥侯、史侯、董侯,皆为人质也。恐难善终。”
“于我主,是利是弊。”儒宗求问。
“利弊各半。”庞德公答曰:“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合纵连横,同仇敌忾。蓟王纵披甲者百万,然绝非一日之功。尤其关东豪强,江东宗贼。断难俯首。”
“诛人易,诛心难。”儒宗一语中的。
“少时,王上,一金已知人心也。”庞德公语透深意:“天下大势,不可逆也。”
“三兴汉室,必为我主。”儒宗深以为然。
自鸣钟响。
“起——”诸生起身下拜,恭送五经博士离堂。
不出意外。落座后,孙策继续奋笔疾书。
见三人走来,庞统急忙言道:“伯符且顿笔。”
孙策闻声抬头。见有三人,高矮各异,年岁不同。自前向后,联袂而来。
“此何人也?”莫非来者不善。孙策这便落笔起身。
待三人抵近。庞统这才为众人引荐:“郑公门徒,江东孙伯符。”
“吴郡孙策。”孙策先礼。
三人回礼:
“庐江周瑜。”
“河内司马懿。”
“琅琊诸葛亮。”
周瑜年纪最长,与孙策同岁。年十六(虚岁),远未及冠。表字公瑾。司马懿、庞统、诸葛亮,尚未取字。
三人亦入太学,不入郑学。
话说。郑玄以山东无兄问者(无人可为师),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将三年疑惑一次问清,问毕既去)。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马融既有此叹。足见郑玄所问“诸疑”,必有大玄机。
非常人,能生此疑。亦非常人,能答此疑。
足见马融、郑玄,皆世之大贤。
今以关中为界,二京为限。关西马门弟子,纷纷出仕幕府。尤其长安城内,马融门学,蔚然成风。更加滎阳君马氏,嫁入蓟王家。正助马融弟子出仕蓟国。
“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
单此一句,便知门学兴盛。
故,即便蓟王远在河北。西州吏治,亦廉洁清正,不逞多让。
先前,右相代为进言,擢升幕府品秩,便有褒奖之意。
孙策得庞统引荐,遂与周瑜等人相识,相知。稍后又结识孟公威、石广元等。寝则对榻,出则联袂。众人务於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众人曰:“君等仕进,可至州牧郡守也。”
众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
见状,孙策笑问:“统,又当如何?”
亮答曰:“当可与我,运筹帷幄,并驱中原。”
闻此言,庞统又笑:“周公瑾,又当何如?”
“可为王上,讨平七海也。”
1。54 汉风不灭
太学奇才辈出,名师齐聚。借兼容并蓄开明之风,扶摇直上九万里。太学四子,前途不可限量。
且自蓟王兼督四州,又设《备吏制》。天时地利又人和,三兴汉室有明主。海内大儒,齐奔蓟国。此时不投,悔之不及。
须知。之于寒门单家而言,“举孝廉”,几是出仕唯一途径。
察举孝廉,为岁举。即郡国每年皆要向朝廷推荐人才,且有严格的人数限定。
武帝之后,《察举制》,为入仕正途。按举期分类,察举科目,可分为“岁科(常科)”与“特科(天子订立)”二类。
岁科有:孝廉、茂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质朴、敦厚、逊让、有行)。
特科有:贤良方正、贤良文学、直言极谏、孝弟(悌)力田、博通经典(童子科)、尤异(政绩突出)、治剧、明经、明法、明阴阳灾异、勇猛知兵法等。
以上科目,岁科为先。岁科又以“孝廉”为重。特科则以“贤良方正”为最。
鉴于各郡国人口多寡而名额相同,有失公允。故和帝永元之际,又改以人口为准,满二十万每年举孝廉一人,满四十万每年举孝廉两人,以此推之;不满二十万,每两年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三年举孝廉一人。
对边郡,另订优宽之制。永元十三年诏,幽、并、凉,三州边郡,口满十万每年即可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每两年举孝廉一人,五万以下每三年举孝廉一人。
为防“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亦或是“举孝廉,浊如泥;举良将,怯如鸡”,舞弊之风盛行。
郡国岁举孝廉,及至京师,还需依科目并被举人所学,由公府分别加以“试课(考试)”。孝廉为:“诸生试家法(经术),文吏课笺奏(公文)”。
换言之。《察举制》,辅车相依,双轨并行。郡国先举,朝廷后察。合称“察举”。
话说,汉末涿郡七县,计十万(102218)户,六十三万(633754)口。
六十万口,年可举孝廉三人。换言之,七县,两年一轮,尚不足分。
蓟王父弘,年二十举孝廉。其利之大,不妨参见后世《范进中举》。若非早逝,必为官。先入京为郎官,再出为一县长令,板上钉钉。奈何撒手人寰,家道中落。母亲织席贩履,养育刘备成人,又年十五使游,令人唏嘘。
蓟国在《察举制》的基础上,又订《备吏制》。如何能不令天下士人,趋之若鹜。
或有人言,《科举制》可乎?
蓟王窃以为,时机未至。若一意孤行,恐弊大于利。
与后世不同。汉时治学,极重传承。马融、郑玄之事,可见一斑。如王充之说,称“王学”;郑玄之说,称“郑学”。前汉时,下邳人严彭祖与鲁国人颜安乐,同学于眭弘,习《春秋公羊传》,遂有严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