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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漆树；齐、鲁有千亩桑麻；渭川有千亩竹子；还有名扬国内、万户人家的都城，郊外有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者千亩栀子、茜草，千畦生姜、韭菜：诸如此类的人，其财富都可与千户侯的财富相等。然而这些成为富足的资本，人们不用到市上去察看，不用到外地奔波，坐在家中即可不劳而获，身有处士之名，而取用丰足。至于那些贫穷人家，父母年老，妻子儿女瘦弱不堪，逢年过节无钱祭祀祖宗鬼神、赠人路费、聚集饮食，吃喝穿戴都难以自足，如此贫困，还不感到羞愧，那就没有什么可比拟的了。所以，没有钱财只能出卖劳力，稍有钱财便玩弄智巧，已经富足便争时逐利，这是常理。如今谋求生计，谁能不冒生命危险，即可取得所需物品，那就应受到贤人的鼓励。所以，靠从事农业生产而致富为上，靠从事商工而致富次之，靠玩弄智巧、甚至违法而致富是最低下的。没有深居山野不肯做官的隐士之行，而长期处于贫贱地位，妄谈仁义，也足以值得羞愧了。
凡是编户的百姓，对于财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多出百倍的就会惧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会被人役使，多出万倍的就会为人奴仆，这是事物的常理。要从贫穷达到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织绵不如倚门卖笑，这里所说的经商末业，是穷人致富凭借的手段。在交通发达的大都市，每年酿一千瓮酒，一千缸醋，一千甔饮浆，屠宰一千张牛羊猪皮，贩卖一千钟谷物，一千车柴草，总长千丈的船只，一千株木材，一万棵竹竿，一百辆马车，一千辆牛车，一千件涂漆木器，一千钧铜器，一千担原色木器、铁器及染料，二百匹马，二百五十头牛，一千只猪羊，一百个奴隶，一千斤筋角、丹砂，一千钧绵絮、细布，一千匹彩色丝绸，一千担粗布、皮革，一千斗漆，一千瓶酒曲、盐豆豉，一千斤鲐鱼、鮆鱼，一千石小杂鱼，一千钧腌咸鱼，三千石枣子、粟子，一千件狐貂皮衣，一千石羔羊皮衣，一千条毛毡毯，以及一千种水果蔬菜，还有一千贯放高利贷的资金，促成牲畜交易的掮客或贪心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三，廉正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五，这一类人也可与千乘之家相比，这是大概的情况。至于其他杂业，如果利润不足十分之二，那就不是我说的好的致富行业。
请让我简略说明当代千里范围内那些贤能者之所以能够致富的情况，以便使后世的人得以考察选择。
蜀地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靠冶铁致富。秦国击败赵国时，迁徙卓氏，卓氏被虏掠，只有他们夫妻二人推着车子，去往迁徙地方。其他同时被迁徙的人，稍有多余钱财，便争着送给主事的官吏，央求迁徙到近处，近处是在葭萌县。只有卓氏说：“葭萌地方狭小，土地瘠薄，我听说汶山下面是肥沃的田野，地里长着大芋头，形状象蹲伏的鸱鸟，人到死也不会挨饿。那里的百姓善于交易，容易做买卖。”于是就要求迁到远处，结果被迁移到临邛，他非常高兴，就在有铁矿的山里熔铁铸械，用心筹划计算，财势压倒滇蜀地区的居民，以至富有到奴仆多达一千人。他在田园水池尽享射猎游玩之乐，可以比得上国君。
程郑是从太行山以东迁徙来的降民，也经营冶铸业，常把铁器制品卖给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他的财富与卓氏相等，与卓氏同住在临邛。
宛县孔氏的先祖是梁国人，以冶铁为业。秦国攻伐魏国后，把孔氏迁到南阳。他便大规模地经营冶铸业，并规划开辟鱼塘养鱼，车马成群结队，并经常游访诸侯，借此牟取经商发财的便利，博得了游闲公子乐施好赐的美名。然而他赢利很多，大大超出施舍花费的那点钱，胜过吝啬小气的商人，家中财富多达数千金，所以，南阳人做生意全部效法孔氏的从容稳重和举止大方。
鲁地民俗节俭吝啬，而曹邴氏尤为突出，他靠冶铁起家，财富多达几万钱。然而，他家父兄子孙都遵守这样的家规：低头抬头都要有所得，一举一动都要不忘利。他家租赁、放债、做买卖遍及各地。由于这个缘故，邹鲁地区有很多人丢弃儒学而追求发财，这是受曹邴氏的影响。
齐地风俗是鄙视奴仆，而刀间却偏偏重视他们。凶恶狡猾的奴仆是人们所担忧的，唯有刀间收留使用，让他们追逐渔盐商业上的利益，或者让他们乘坐成队的车马，去结交地方官员，并且更加信任他们。刀间终于获得他们的帮助，致富达数千万钱。所以有人说：“与其出外求取官爵，不如在刀家为奴”，说的就是刀间能使豪奴自身富足而又能为他竭尽其力。
周地居民原本就很吝啬，而师史尤为突出，他以车载货返运赚钱，车辆数以百计，经商于各郡诸侯之中，无所不到。洛阳道处齐、秦、楚、赵等国的中心，街巷的穷人在富家学做生意，常以自己在外经商时间长相互夸耀，屡次路过乡里也不入家门。因能筹划任用这样的人，所以师史能致富达七千万钱。
宣曲任氏的先祖，是督道仓的守吏。秦朝败亡之时，豪杰全都争夺金银珠宝，而任氏独自用地窖储藏米粟。后来，楚汉两军相持于荥阳，农民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每石涨到一万钱，任氏卖谷大发其财，豪杰的金银珠宝全都归于任氏，任氏因此发了财。一般富人都争相奢侈，而任氏却屈己从人，崇尚节俭，致力于农田畜牧。田地、牲畜，一般人都争着低价买进，任氏却专门买进贵而好的。任家数代都很富有。但任氏家约规定，不是自家种田养畜得来的物品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自身不得饮酒吃肉。以此做为乡里表率，所以他富有而皇上也尊重他。
边疆地区开拓之际，只有桥姚取得马千匹，牛二千头，羊一万只，粟以万钟计算。
吴楚七国起兵反叛汉朝中央朝廷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从军出征，需借贷有息之钱，高利贷者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都国均在关东，而关东战事胜负尚未决定，没有人肯把钱贷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放贷给他们，其利息为本钱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被平定。一年之中，无盐氏得到十倍于本金的利息，以此富致与关中富豪相匹敌。
关中地区的富商大贾，大都是姓田的那些人家，如田啬、田兰。还有韦家栗氏、安陵和杜县的杜氏，家产也达万万钱。
以上这些人都是显赫有名、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们都不是有爵位封邑、俸禄收入或者靠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而发财致富的，全是靠推测事理，进退取舍，随机应变，获得赢利，以经营商工末业致富，用购置田产从事农业守财，以各种强有力的手段夺取一切，用法律政令等文字方式维持下去，变化多端大略如此，所以是值得记述的。至于那些致力于农业、畜牧、手工、山林、渔猎或经商的人，凭籍权势和财利而成为富人，大者压倒一郡，中者压倒一县，小者压倒乡里，那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精打细算、勤劳节俭，是发财致富的正路，但想要致富的人还必须出奇制胜。种田务农是笨重的行业，而秦杨却靠它成为一州的首富。盗墓本来是犯法的勾当，而田叔却靠它起家。赌博本来是恶劣的行径，而桓发却靠它致富。行走叫卖是男子汉的卑贱行业，而雍乐成却靠它发财。贩卖油脂是耻辱的行当，而雍伯靠它挣到了千金。卖水浆本是小本生意，而张氏靠它赚了一千万钱。磨刀本是小手艺，而郅氏靠它富到列鼎而食。卖羊肚儿本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浊氏靠它富至车马成行。给马治病是浅薄的小术，而张里靠它富到击钟佐食。这些人都是由于心志专一而致富的。
由此看来，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能够集聚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财。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封君，有巨万家财的富翁便能同国君一样的享乐。这是否所谓的“素封”者？难道不是吗？
太史公自序
从前颛顼（ｚｕāｎ ū 专须）统治天下时，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唐虞之际，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时候，程林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当周宣王时，重黎氏因失去官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和周襄王统治时期，司马迁离开周都，到了晋国。后来，晋国中军元帅随会逃奔秦国，司马氏也迁居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周到晋之后，族人分散各地，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以传授剑术理论而显扬于世，蒯聩（ｋｕǎｉ ｋｕì； ？愧）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曾与张仪发生争论，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攻取后，又让他做了蜀地郡守。司马错之孙司马靳，奉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已更名为夏阳。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军，回来后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于杜邮，埋葬在华池。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时代。蒯聩玄孙司马卬（á；ｎｇ 昂），曾为武安君部将并带兵攻占朝歌。诸侯争相为王时，司马卬在殷地称王。汉王刘邦攻打楚霸王项羽之际，司马卬归降汉王，汉以殷地为河内郡。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市长之职。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封爵五大夫，死后都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公。
太史公从师唐都学习天文，从师杨何学习《易经》，从师黄子学习道家理论。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者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所学悖谬，于是论述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说：
《周易？系辞传》说：“天下人追求相同，而�